追逐尖叫：毒品战争的百年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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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 - Johann Hari
追逐尖叫：毒品战争的百年谎言 - 约翰·哈里 - 摘要
这本书将彻底颠覆你对毒品、成瘾以及这场百年毒品战争的所有认知。
参考：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 by Johann Hari
原始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9DcIMGxMs
导言
在毒品战争打响近一百年后，作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小小的战场上。他的亲人因可卡因而崩溃，前男友则从海洛因转向了可卡因。作者本人也长期依赖药物来维持疯狂的写作状态。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试图唤醒一位药物昏迷的亲人却无能为力。从那时起，他便感觉自己与瘾君子们同属一个部落。
然而，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否也成了瘾君子？他意识到，自己内心对成瘾者的态度是矛盾的。理智上，他公开反对惩罚和羞辱吸毒者的“毒品战争”，主张毒品合法化，并将节省下的资金用于提供富有同情心的关怀。但在情感深处，他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咆哮，认为吸毒者是愚蠢、可耻的，理应受到惩罚。
为了摆脱这种内心的僵局，作者决定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的困境，而是去探寻一个更宏大的图景。他想要回答一系列困扰他多年的问题：毒品战争为何开始又为何持续？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正常使用毒品，而有些人却不能？成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果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会发生什么？
于是，他冲掉了自己所有的药丸，踏上了一段长达三年，跨越九个国家，行程三万英里的旅程，去寻找毒品战争前线的答案。
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布鲁克林的一位跨性别毒贩、在华雷斯沙漠中寻找失踪女儿的护士、揭示成瘾真实原因的大屠杀幸存者、领导温哥华瘾君子起义的斗士、以及推动葡萄牙全境毒品非罪化的医生。这些人成为了他的老师，他们的故事让他震惊地发现，我们对毒品、成瘾和毒品战争的基本假设几乎全是错的。一个充满希望的、截然不同的故事正在等待着我们去聆听。
第一部分：拉什莫爾山
第一章：黑手党
毒品战争究竟始于何时？大多数人以为是尼克松或里根时代，但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一个名叫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的人就誓言要对毒品发动“无情的战争”。他，以及另外两个人，构成了毒品战争的“拉什莫尔山”——他们的面孔被刻在了禁毒历史的开端。
故事始于三个孩子，他们的人生轨迹将在毒品战争的黎明交汇。
第一个是哈里·安斯林格。1904年，12岁的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听到邻居女主人因戒断反应而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他奉命策马去镇上药店取回一包药物，药物让她瞬间平静。这恐怖的尖叫声永远烙印在了哈里的心中，让他坚信毒品是一种能将正常人变成“情绪化、歇斯底里、堕落和恶毒”的恶魔。他日后将利用美国文化中最深的恐惧——对少数族裔的恐惧、对失控的恐惧——并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来阻止这种尖叫声，殊不知，这场战争本身将引发更多的尖叫。
第二个是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几年前，在曼哈顿上东区，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震惊地发现自己3岁的儿子正举刀准备刺向熟睡的哥哥。这个男孩憎恨他哥哥，长大后他将憎恨几乎所有人。他最终没有成为囚犯，而是进入了一个需要他施展暴力天性的行业：北美新兴的非法毒品市场。他成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毒枭。
第三个是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1920年，6岁的她躺在巴尔的摩一家妓院的地板上听爵士乐。音乐是她的避难所，即使在被强奸、被逼为娼、开始注射海洛因以麻痹痛苦之后，音乐依然是她的慰藉。
在这三位主角出生时，毒品在全世界都是合法且唾手可得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分被用于各种药品和饮料。然而，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革的焦虑之中，人们急于寻找一个可以摧毁的实体目标，来发泄对失控世界的恐惧。最终，他们选择了这些化学物质。1914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联邦禁毒法案，哈里、阿诺德和比莉就此被卷入了这场战争。
1939年，比莉·哈乐黛在舞台上演唱了那首著名的反私刑歌曲《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这首歌被誉为“民权运动的开端”。当局命令她停止演唱，她拒绝了。第二天，哈里·安斯林格领导的联邦麻醉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便开始了对她的长期骚扰，并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安斯林格上任之初，他的部门正濒临解散。禁酒令的废除让这群前禁酒探员无所事事，士气低落且腐败成风。大麻等多种药物依然合法，最高法院也裁定成瘾者应由医生而非警察处理。面对部门预算被大幅削减的困境，安斯林格决定豪赌一把，他要将一场针对少数人使用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小战争，升级为一场席卷全球、针对所有毒品的全面战争。
他的决心源于童年经历和早年在铁路工作的见闻。他曾目睹意大利移民工人间的“黑手党”暴力，并痴迷于追查这个当时被大多数美国执法部门认为是无稽之谈的犯罪组织。这段经历让他坚信，只要坚持自己的直觉，无视所谓的“专家”，最终就能揭示出惊人的真相。
在禁酒令时期，安斯林格就主张使用最大武力，但他的战争失败了。现在，他将目标转向了毒品。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敌人来维系他那摇摇欲坠的部门。他发现，将大麻描绘成一种能让墨西哥移民和非裔美国人发疯、并对白人女性产生性威胁的“恶魔之草”，是激起公众恐慌的绝佳策略。他向国会描绘了一幅噩梦般的景象：明尼苏达大学的有色人种学生用大麻引诱白人女学生，导致她们怀孕。
他声称，吸食大麻会使人陷入“癫狂的愤怒”，产生“色情梦境”，最终导致“精神错乱”和“暴力谋杀”。他最著名的案例是佛罗里达青年维克多·拉卡塔，据说他在吸食大麻后，用斧头砍死了全家五口人。这个故事被安斯林格广为宣传，尽管后来的调查显示，拉卡塔家族有严重的精神病史，他本人在案发前一年就曾被警方建议送入精神病院。但安斯林格不需要真相，他只需要一个能吓住公众的故事。
他极力渲染大麻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声称这会让他们忘记种族界限，释放对白人女性的欲望。他的种族主义言论即便在当时也令人震惊，他曾在官方备忘录中用“黑鬼”称呼嫌疑人，并因此差点被解雇。他打压所有批评者，开除任何持有质疑其说法的报告的下属，并派人威胁、窃听那些主张用同情心对待成瘾者的学者。
安斯林格对爵士乐充满敌意，他认为这种即兴、自由的音乐是黑人原始冲动的体现，“听起来就像深夜的丛林”。他曾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吸食大麻的爵士音乐家进行一次大围捕，但因爵士界的团结而作罢。最终，他将矛头对准了比莉·哈乐黛。
比莉的童年充满创伤。父亲因种族歧视得不到救治而死，她自己则在10岁时被邻居强奸，事后反被当局认定为妓女并关押。为了生存，她14岁便开始在妓院工作，饱受皮条客路易斯·麦凯的殴打。海洛因成了她麻痹痛苦的工具。但音乐拯救了她，她的歌声充满了生活的创伤，也充满了反抗的力量。
安斯林格派了一名叫吉米·弗莱彻的黑人探员去跟踪比莉。弗莱彻的任务是为他的白人上司抓捕自己的同胞。然而，在与比莉的接触中，弗莱彻逐渐被她吸引，甚至爱上了她。当他亲眼看到一个真实的成瘾者时，他内心的仇恨消融了。
然而，安斯林格等来了比莉的皮条客丈夫路易斯·麦凯的告密。麦凯因被比莉抛弃而怀恨在心，他向安斯林格提供了陷害比莉的计划。比莉被捕后，在法庭上请求被送往医院治疗，但法官却判她入狱一年。出狱后，她的表演执照被吊销，这意味着她无法在任何售卖酒精的场所——也就是所有爵士俱乐部——演唱。这几乎断了她的生路。
安斯林格对待有毒瘾的白人明星则截然不同。他曾与同样吸食海洛因的朱迪·嘉兰友好交谈，并向制片厂保证她没有毒品问题。他帮助一位华盛顿的社会名流戒毒，以保护其“家族的清誉”。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毒品战争的本质：它并非为了保护青少年或减少成瘾，而是源于对少数族裔的恐惧。 法律的初衷，就是为了压制那些被认为“忘记本分”的黑人、墨西哥人和华人。媒体大肆宣传“可卡因黑鬼”的故事，声称可卡因能让黑人刀枪不入，以此为借口，南方警察局甚至提高了警用枪支的口径。同样，对华人的鸦片馆的打击，也源于对“黄祸”的恐惧——害怕他们用毒品引诱白人女性，最终“统治世界”。
安斯林格的才能不在于发明这些恐惧，而在于将自己和他的部门包装成能够平息这些恐惧的唯一力量。为了彻底击垮比莉·哈乐黛，他派出了他最残酷的探员——乔治·怀特。
怀特是一个虐待狂，他曾亲手勒死一名他怀疑是间谍的日本人，并把受害者的照片挂在公寓墙上。他受命在旧金山再次陷害比莉，尽管比莉坚称自己已经戒毒一年多，并且在诊所的观察证明了她没有戒断症状，但怀特还是以持有毒品的罪名起诉了她。最终，陪审团宣告比莉无罪。
然而，这场战争早已耗尽了比莉的生命。44岁时，她因肝硬化等多种疾病病倒。在医院的病床上，安斯林格的探员再次“发现”了海洛因，给她戴上手铐，并禁止亲友探视。他们切断了医生为她提供的美沙酮治疗，使她独自承受着戒断的痛苦。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抗议者在医院外举着“让女神活下去”的标语，请求将她转到一家为瘾君子设立的诊所，但遭到了拒绝。
比莉·哈乐黛最终在警察的监视下去世，腿上绑着她准备送给护士的750美元，那是她仅剩的财产。联邦麻醉品局在报告中满意地写道：“对她来说，再也不会有‘早安，心痛’了。”
哈里·安斯林格代表了我们内心最黑暗的冲动——用暴力摧毁成瘾。他将这种冲动变成了一个政府部门和一张杀人执照。他童年时听到的那声尖叫，从此在全世界回响。
第二章：阳光与懦夫
毒品战争诞生于美国，但对它的反抗也同样如此。在战争之初，就有人看穿了它的本质。
1930年代初，洛杉矶医生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Henry Smith Williams）与哈里·安斯林格一样，对成瘾者充满鄙夷，认为他们是“懦夫”，是基因低劣的产物。然而，这位看似与安斯林格观点一致的医生，却即将揭露一个惊天骗局：他宣称，安斯林格表面上与黑手党为敌，实际上却在为他们服务。毒品战争之所以被发动，完全是因为黑手党收买了安斯林格，他们想独占整个毒品市场。
这一切始于亨利的哥哥，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一位世界顶级的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专家——的诊所。一天，一个海洛因戒断反应严重的病人来到诊所求助。爱德华知道，只要开一张处方，病人就能合法地从药店获得所需剂量的药物，从而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能力。他这么做了，因为他相信法律站在他这边——1925年最高法院曾裁定，医生为成瘾患者开具处方是合法的。
然而，这个病人是安斯林格派出的“告密者”，是成千上万被派去陷害医生的瘾君子之一。警察随即冲入诊所，逮捕了爱德华。在全美范围内，约有两万名医生因此类陷阱而被捕。
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医学权威之一，他决定为哥哥的清白展开调查。他回忆起在毒品被定为犯罪之前的情景。当时，人们可以从药店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含有吗啡和海洛因的“补品”或“小助手”。绝大多数使用者，甚至包括成瘾者，都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一份政府研究显示，在禁毒令生效前，四分之三的自述成瘾者拥有稳定体面的工作。
但1914年的《哈里森法案》和安斯林格随后的严厉执法改变了一切。成千上万的人突然无法合法获得他们赖以生存的药物。亨利写道：“立法者们必然知道，他们的法令如果被执行，就等于是在下令催生一个非法的毒品产业。”
犯罪团伙迅速填补了市场空白。吗啡的价格从药店的每格令（约65毫克）两三美分，飙升到黑市的一美元。瘾君子们为了支付每天高达十到十五美元的毒资，被迫去乞讨、借贷、伪造、偷窃。男性通常沦为窃贼，女性则多成为妓女。安斯林格的部门一手制造了两股犯罪浪潮：一是催生了走私和贩卖毒品的黑帮，二是迫使成瘾者犯罪。 安斯林格声称在打击黑手党，实际上却将一个利润丰厚的庞大产业完全交到了他们手中。
爱德华·威廉姆斯正是试图利用《哈里森法案》中一个明确的漏洞——允许医生根据自己的判断为成瘾者开具处方——来对抗这股浪潮。他在洛杉矶协助建立了一家免费的成瘾者诊所。结果令人惊喜：那些曾经是社会弃儿的病人，在获得合法、稳定的药物供应后，逐渐重返工作岗位，家庭得以维系，社区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洛杉矶市长和联邦检察官都对此大加赞赏。
然而，远在华盛顿的联邦麻醉品局却对此怒不可遏。安斯林格将这种诊所比作“为偷窃癖开设的百货商店”，并利用媒体将其污蔑为罪恶的渊薮。在全国范围内，诊所被强制关闭，像爱德华这样的医生被逮捕。洛杉矶诊所关闭后，几乎所有病人都失去了工作，重陷犯罪与无家可归的泥潭，数十人因此丧生。
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前往华盛顿与安斯林格当面对质。安斯林格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是将责任推给了他洛杉矶的下属克里斯·汉森，并私下嘲笑亨利“歇斯底里”。尽管有17名医生出庭为爱德华作证，他最终还是被判有罪。这一判决确保了在接下来的几代人里，美国再也没有医生敢为成瘾者开具处方。
经过长期调查，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于1938年出版了《成瘾者也是人》（Drug Addicts Are Human Beings）一书，揭露了他所发现的真相。他指出，安斯林格在加州的头号干将，那个被称为“大克里斯”的克里斯·汉森，在关闭洛杉矶诊所后不久，就被法庭证实一直在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华人毒枭工作。毒贩付钱给汉森，让他去关闭那些提供合法海洛因的诊所。
亨利由此推断，整个国家的禁毒政策都是一个骗局。为什么黑帮要花钱让警察更严厉地执法？答案显而易见：毒品禁令将整个产业都送到了他们手中。 一旦诊所关闭，每一个成瘾者都成了他们的潜在客户和摇钱树。亨利错误地认为安斯林格本人也一定被收买了，他没能理解，安斯林格的行为并非出于理性的算计，而是源于非理性的恐慌。
安斯林格极力压制亨利的观点，并警告所有对亨利的书表现出兴趣的人，这是一个“犯罪组织”。这本书就此被埋没，直到今天。书中曾有一个预言：如果毒品战争持续下去，五十年后，美国的毒品走私产业规模将达到五十亿美元。这个预言几乎精确地应验了。威廉姆斯兄弟的故事被从美国的集体记忆中彻底抹去，以至于到了1960年代，安斯林格可以公开宣称，医生们一直是他在毒品战争中的盟友。
第三章：哈里的枪口
在压制了国内所有替代方案后，哈里·安斯林格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他发现，尽管他在国内严厉打击毒品，但问题并未解决。他将此归咎于一个隐藏的、更邪恶的力量——共产主义。
他向国会宣称，共产党人正有计划地向美国倾销毒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海洛因”，目的是削弱白人，并在美国境内建立一支由成瘾者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会“为了毒品而出卖国家”。尽管他的探员告诉他这些说法毫无根据，但安斯林格再次成功地利用了时代最深的恐惧，为他的部门争取到了更多的预算和权力。
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当全世界都采取与他相同的禁毒政策时，毒品战争才能胜利。于是，他前往联合国，向全人类发号施令。在日内瓦，他威胁那些弱小国家，如果不遵从美国的禁毒模式，就切断对其的经济援助或贸易往来。泰国曾因鸦片是其传统文化而拒绝禁止，但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屈服。英国也屈服了。最终，几乎所有国家都屈服了。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哈里·安斯林格的枪口之下。
然而，安斯林格自己也饱受精神问题的困扰。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混乱，甚至认为成瘾是“会传染的”，必须将成瘾者“隔离”。他曾因精神崩溃住院数月，回归后偏执症状愈发严重。但公众渴望简单的答案来应对复杂的恐惧，他们愿意相信，种族、不平等等深层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几种粉末和药片，只要消灭它们，问题就会消失。
讽刺的是，安斯林格退休后，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他领导下的联邦麻醉品局自身腐败严重，甚至成了“美国海洛因供应的主要来源和保护者”。他忙于追捕医生、爵士歌手和瘾君子，却没看到眼前的毒贩。
1970年，《花花公子》杂志组织了一场关于毒品法律的圆桌辩论。安斯林格几十年来第一次被迫与有力的反对者公开辩论。他重申那些陈词滥调，声称大麻会导致暴力和精神错乱，但当对手要求他拿出证据时，他却哑口无言。他引用的“专家”在法庭上早已承认自己的研究不科学。面对事实和数据，安斯林格只能用“极其可怕”、“恶毒的废话”等词语攻击对方，甚至将他们比作希特勒。
一位医生在辩论结束时对他说：“你让这个国家像中世纪一样处理科学问题。” 从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到这位医生，安斯林格的职业生涯始于对科学的蔑视，也终于此。
第四章：诞生时的那颗子弹
毒品战争的故事中，缺少了一个关键的视角：毒贩。他们不留档案，记忆随死亡而逝去。然而有一个例外——第一个真正看到毒品交易巨大潜力的黑帮头目阿诺德·罗斯坦。
1920年代中期，罗斯坦是纽约市最令人畏惧的人。他身材瘦小，面容苍白，从不动手，却能通过一个响指决定人的生死。他买通了无数警察和政客，是那个时代的“大脑”。他的妻子卡罗琳回忆道，他可以为了区区五十美元，在风雪中站立数小时等待欠债人，仿佛他痴迷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利润率。
罗斯坦的父亲是曼哈顿犹太社区备受尊敬的“正义的亚伯”，但罗斯坦从小就展现出冷酷和惊人的数学天赋。他利用这种天赋在赌博中无往不胜，并很快领悟到，赢得赌局的唯一万全之策，就是成为赌场老板。他操纵了无数赌局，最著名的是1919年的世界大赛，他收买了八名白袜队球员，让他们故意输给辛辛那提红人队。
禁酒令和禁毒令的颁布，为罗斯坦这样的犯罪天才送上了史上最大的黑市。他预见到，酒禁终将废除，但毒品禁令会长久持续。他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迅速将原本由街头小贩控制的零散交易，转变为工业化规模的生产和走私。他派人从欧洲合法工厂批量采购海洛因，运回美国，分销给遍布东海岸的销售网络。为此，他创建了现代化的毒品帮派——纪律严明，只为利润而战。
当联邦麻醉品局在全国范围内关闭海洛因诊所时，毒品的控制权便从像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这样的医生手中，转移到了阿诺德·罗斯坦这样的暴徒手中。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政治法令而非自然法则所决定。
罗斯坦像安斯林格一样厌恶成瘾者，但他更爱毒品带来的巨额利润。他用这些钱收买警察和政客，建立了一个“银或铅”（plato o plomo）的体系：要么接受他的贿赂，要么挨他的子弹。他将执法系统变成了自己手中的木偶戏。
当一种受欢迎的商品被定为非法时，它并不会消失，而是由罪犯来控制其供应和销售。由于无法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他们只能依靠暴力。为了避免天天火拼，他们必须建立起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声誉。这就是社会学家菲利普·布尔乔亚所称的“恐怖文化”（a culture of terror）。罗斯坦是这种文化的开创者。
然而，无论多富有，罗斯坦始终无法摆脱恐惧。他知道，只要稍显软弱，就会被无数渴望取而代之的人干掉。1928年11月5日，47岁的罗斯坦在公园中央酒店被人射中腹部。当警察问是谁干的时，他喃喃地说：“如果我活下来，我会处理；如果我死了，帮派会处理。” 他死在了医院。
这颗子弹，无人知晓其来源，却成为了毒品战争的开端。这不仅仅是安斯林格发动的“针对毒品的战争”，更是罪犯之间为了争夺毒品控制权而发动的“为了毒品的战争”。罗斯坦的死，开启了毒贩之间无休止的血腥争斗。
从那一刻起，阿诺德·罗斯坦并未真正死去。每当一个罗斯坦倒下，一个更残酷、更暴力的版本就会出现，填补禁令为全球犯罪产业留下的真空。从瘸帮、血帮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再到“矮子”古兹曼，这是一场用机枪和可卡因武装起来的达尔文式进化。
同时，哈里·安斯林格也在以更强硬的形式不断重生。这场战争的关键角色，始终是安斯林格们和罗斯坦们——禁毒者与黑帮，共同跳着一曲直至世界尽头的探戈。
第二部分：幽灵
第五章：恶作剧之魂
为了解毒品战争在今天的延续，作者来到纽约布鲁克林，找到了一个名叫奇诺·哈丁（Chino Hardin）的毒贩。奇诺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阿诺德·罗斯坦死后近七十年，14岁的奇诺站在东弗拉特布什的街角，做着和他同样的事情。他身边跟着一只比特犬，牙齿上镶着金牙，棒球帽里藏着一包包可卡因。他是街头帮派“恶作剧之魂”（Souls of Mischief）的老大。
在奇诺成长的社区，成为一个黑帮分子是他能看到的唯一致富和保障安全的途径。在毒品战争的双重火力下——既有“针对毒品的战争”，又有“为了毒品的战争”——你要么成为掠食者，要么成为猎物。他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大毒贩彼得那里拿货，得到了他的保护。这意味着奇诺拥有了权力、尊重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为了保护这一切，你必须变得令人恐惧。你不能报警，只能靠自己的枪和暴力来捍卫地盘和生意。奇诺和他的手下会朝树开枪、朝天开枪、杀死动物，有时甚至会朝敌对帮派的方向射击。这种暴力是生存的必需品，任何一丝软弱都可能招来致命的攻击。他甚至不得不通过鞭打来惩罚临阵脱逃的手下，以维护帮派的声誉。
这些少年士兵，生活在一个由电视卡通、嘻哈音乐和禁毒政策共同构建的精神世界里。禁毒政策将他们置于全球最大产业之一的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学者保罗·戈德斯坦的研究证实了奇诺的经历。他发现，纽约市绝大多数被认定为“与毒品相关的”凶杀案，并非由吸毒后的药理作用引起，而是由禁毒令本身造成的。就像禁酒令催生了为争夺酒类贸易而火拼的黑帮一样，毒品战争也催生了为争夺毒品贸易而互相残杀的武装团伙。
16岁时，奇诺开始吸食自己贩卖的毒品。他想知道，“她当年究竟是为了什么而选择抛弃我。”
“她”是奇诺的母亲，黛博拉。奇诺是毒品战争最纯粹的产物——他是在一场战斗中孕育的。1980年，他的母亲，一个黑人可卡因成瘾者，被他的父亲，一个名叫维克多的白人纽约警察强奸。黛博拉本人也是个被遗弃的孩子，从小在创伤中长大，最终沉沦于毒品。她生下奇诺后便抛弃了他，由奇诺的外祖母抚养成人。
奇诺对母亲的记忆是破碎而暴力的。她会突然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有时还会绑架他，带他出入毒窝。在一次可怕的经历中，黛博拉的一个朋友试图用刀伤害年幼的奇诺，黛博拉为了保护他，将那个女人拖到屋顶活活打死。那是奇诺为数不多的感受到母爱的时刻。
黛博拉最终死于艾滋病。在1990年代的纽约，由于政府拒绝推行清洁针具交换项目，50%的注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毒。黛博拉是其中之一。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因试图抢劫而被警察殴打，本已衰竭的肝脏无法承受，最终在医院去世，年仅33岁。
母亲去世后不久，奇诺便走上了街头，开始贩卖可卡因。他13岁第一次入狱，监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里，他学会了偷车，加入了血帮，不断在犯罪的阶梯上攀升。他曾多次尝试自杀，但都未遂。他总能从毒品指控中脱身，他相信这是他那个强奸犯警察父亲在暗中保护他。
在贩毒的过程中，奇诺逐渐被一种他本不该有的情感所困扰——同理心。当他看到自己手下的母亲也来向他们购买可卡因时，他感到了痛苦。要扮演好禁毒体系为他设定的“阿诺德·罗斯坦”的角色，他必须是一个没有良知的精神变态者。但他不是。于是，他用更多的毒品来麻痹自己，将自己推向精神错乱的边缘。
最终，奇诺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决定戒毒。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挺过了戒断反应。随后，他开始学习和思考，并逐渐意识到，他和母亲以及父亲的故事，并非命中注定。他开始投身于社会活动，组织抗议，要求关闭他曾被关押的少年监狱。他成功了。
奇诺的故事揭示了禁毒令造成的层层暴力与犯罪。在他之上，有控制社区的黑帮，再往上有跨国走私网络，直至源头的毒枭和农民。在每一个层级，都存在着由禁毒令催生的“针对毒品的战争”和“为了毒品的战争”，以及“恐怖文化”。奇诺的经历，只是这场全球战争中，一颗被引爆后遗弃的炮弹。
第六章：哈里难当
在毒品战争中，与奇诺的军队对峙的是另一支军队：警察。为了理解他们的视角，作者采访了利·马多克斯（Leigh Maddox），一位前马里兰州警监。
21世纪初，利在巴尔的摩的高速公路上指挥着一场针对毒品的战争。她的命令很明确：追求逮捕数量，不管罪行多轻微，只要发现毒品就抓人。这是安斯林格梦想的执法模式。警察有权没收毒品嫌犯的财产，拍卖所得的大部分将直接补充警局预算，这极大地激励了他们。
利之所以如此坚定地投身于这场战争，源于一个深刻的个人悲剧。她最好的朋友丽莎·蕾妮·泰勒在19岁时，被一个毒品帮派轮奸并被刺13刀杀害。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帮派的入会仪式，旨在建立其“恐怖文化”的声誉。为了纪念丽莎，也为了打击这些夺走她朋友生命的团伙，利加入了警队。
她曾卧底三K党，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并逮捕了多名暴力种族主义者，保护了当地的非裔美国人。她坚信，通过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她同样能够减少暴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她对毒品战争的支持，是一种出于同情心的行为。
然而，像全世界许多警察一样，利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逮捕大量的强奸犯，强奸案会减少；逮捕大量的暴力种族主义者，种族暴力袭击会减少。但逮捕大量的毒贩，毒品交易却丝毫不会减少。
更让她不安的是，她发现每次警方逮捕帮派成员后，暴力事件，特别是凶杀案，反而会增加。她逐渐明白了原因：警方打掉了一个头目，就会造成权力真空，各个帮派会为了争夺地盘而火拼，从而引发更多的暴力。 哈佛大学的研究证实了她的观察：更严厉的执法与更高的凶杀率相关。利意识到，她本想减少谋杀，实际上却在增加谋真。
2000年10月30日，利最亲密的同事和盟友，黑人卧底探员埃德·托特利，在一次缉毒行动中被一名24岁的毒贩射中头部身亡。在医院，当她触摸着埃德尚有余温的尸体时，她感到所有因毒品战争而丧生的人的灵魂都在嘲笑她。那一刻，她彻底醒悟了。
她开始反思整个毒品战争体系。她知道所有种族的美国人都在使用和贩卖毒品，但被逮捕和监禁的却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1993年，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时期，南非每十万人口中监禁853名黑人男性；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919人。由于毒品战争及其选择性执法，一个黑人男性在美国被监禁的概率远高于在那个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国家。
利意识到，这并非因为警察个体是种族主义者——她自己就冒死揭露过种族暴力——而是因为整个系统在追捕最无力反抗的群体。由于超过50%的美国人都曾违反毒品法，警方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执法。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逮捕指标，他们只能去追捕那些最贫穷、最不受待见的群体。
最终，利辞去了警察的工作，成为一名律师，为那些她曾经逮捕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成立了一个名为“正义建议”（Just Advice）的低价法律诊所，致力于帮助被指控的毒品罪犯消除犯罪记录。她不再是哈里·安斯林格，她选择为他的受害者而战。
第七章：蘑菇
在毒品战争中，除了参战的毒贩、吸毒者和警察，还有另一类受害者。在巴尔的摩，他们被称为“蘑菇”（mushrooms），因为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突然冒出来。
1991年7月一个炎热的夜晚，6岁的蒂芙尼·史密斯正在她家门前的 sidewalk上和她的娃娃凯莉以及最好的朋友奎妮塔一起玩耍。她的父母就在门廊上看着她们。过几周，她就要满7岁了。
我们不知道蒂芙尼是否看到了街角的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什么是“毒品地盘战争”，也不知道她是否听到了枪声。
她没能活到7岁。她成了战争中的一颗“蘑菇”。
她遇害的街区后来被命名为“蒂芙尼广场”。如今，那里依然是毒贩公开交易的地方。
第三部分：天使
第八章：羞耻之州
为了探寻毒品战争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作者前往亚利桑那州，去见哈里·安斯林格的亲传弟子——乔·阿帕约警长（Sheriff Joe Arpaio）。
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女囚犯们组成的锁链帮（chain gang）每天清晨五点就开始行进。她们穿着印有“我曾是瘾君子”、“我曾吸食冰毒”等字样的T恤，戴着脚镣，被迫高唱着自贬的歌曲，在110华氏度（约43摄氏度）的高温下捡拾垃圾或掩埋尸体。
作者看到，一个名叫坎迪斯的金发女子满脸红肿，因对帐篷里使用的漂白剂过敏而痛苦不堪。她说，冰毒曾是她生命中最好的东西，因为它能麻痹所有的坏感觉。另一位名叫米歇尔的前冰毒使用者说：“来到这里的人本来就没什么尊严，仅有的一点也被剥夺了……一切都是为了羞辱我们，直到我们一无所有。”
这一切的创造者阿帕约警长，曾是安斯林格在联邦麻醉品局的探员。他将安斯林格视为英雄，并将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变成了安斯林格思想的终极实验室。他建造了一座他公开称为“集中营”的监狱——帐篷城（Tent City），将成瘾者像麻风病人一样隔离在沙漠中。
囚犯们住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旧军用帐篷里，夏天酷热难耐，冬天严寒刺骨。他们每天只有两顿被称为“猪食”的餐饭，每餐成本仅15美分。他们被禁止与探视的家人有任何身体接触，即使是年幼的孩子哭着要妈妈抱，母亲也只能被铐在桌子上无助地看着。
作者探访了监狱里的“洞”（the Hole）——一个由狭小的混凝土单人牢房组成的隔离单元。那里臭气熏天，囚犯被剥夺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果违反规定，比如私藏一根香烟，就可能被关在里面一个月。
这种残酷的对待方式并非亚利桑那州的特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对成瘾者的监禁和折磨都是常态。美国监禁的毒品罪犯比整个西欧所有罪犯的总和还要多。监狱中的强奸、暴力司空见惯。阿帕约只是这种残忍的“企业标志”，其背后是无数廉价的仿制品。
在这座监狱里，一个名叫玛西娅·鲍威尔（Marcia Powell）的女囚犯的故事，揭示了这种体系的极致残忍。玛西娅是一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40多岁金发女子，因向一名男子提供口交以换取冰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她因有自杀倾向而被医生认定为“在耍心机”。于是，狱警将她关进一个室外露天的笼子里。
笼子没有任何遮蔽，没有水，没有凳子。在106华氏度（约41摄氏度）的高温下，她被暴晒了数小时。她尖叫、求水，却遭到狱警的嘲笑。最终，她倒在自己排泄的粪便中，身体被滚烫的水泥地烫伤。她的内脏如同在烤箱中被活活烤熟。当医护人员赶到时，她的体温已经超过了体温计的最高刻度。她死了。
玛西娅的一生充满了创伤。她从小被遗弃，在街头流浪，为了寻求庇护加入了“地狱天使”摩托车帮，成了一个运送毒品的“家鼠”。她曾一度在男友理查德的帮助下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因持有1.5克大麻的旧案被捕，从此再次陷入了偏执和毒品的泥潭。理查德认为，如果她能得到精神治疗和尊重，而不是监禁，她本可以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安放玛西娅的笼子，以及那些把她关进去的狱警，至今仍在使用。
第九章：巴特·辛普森与华雷斯天使
墨西哥华雷斯城，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五年内，有超过六万人在这里的毒品战争中丧生。作者来到这里，试图理解战争对平民生活的影响。
他遇到了胡安·曼努埃尔·奥尔金（Juan Manuel Olguín），一个16岁就决定“成为天使”的少年。当谋杀在华雷斯变得司空见惯，路人甚至不再驻足观望时，胡安和他的朋友们决定不再沉默。他们制作了巨大的天使翅膀，身披银色长袍，在每个凶案现场高高站立，举着写有“时间不多了，寻求宽恕”的标语，直接向毒枭、警察和军队发出挑战。
阿诺德·罗斯坦梦想一个由罪犯统治、法律被掏空的城市。他的梦想在华雷斯实现了。为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作者讲述了三个青少年的故事：一个天使，一个杀手，和一个恋爱中的女孩。
罗萨里奥·雷塔（Rosalio Reta），一个绰号“巴特”的美国得州少年，13岁时成为了墨西哥最残暴的贩毒集团“泽塔斯”（Los Zetas）的杀手。泽塔斯集团由一批曾在美国接受过特种部队训练的墨西哥精英士兵叛逃后组成。他们将像罗萨里奥这样的美籍青少年称为“消耗品”（The Expendables），利用他们跨境执行暗杀任务。
罗萨里奥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他渴望成为像泽塔斯二号头目米格尔·特雷维尼奥那样的人，主动投靠并享受杀戮的快感。另一个版本是，他因无意中目睹了泽塔斯处决人质的恐怖场面，被迫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中选择了前者。
无论如何，他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为特雷维尼奥执行了无数次谋杀。他描述了斩首、焚烧、肢解等酷刑，这些并非随机的虐杀，而是为了“恐吓敌对贩毒集团”的必要手段。在禁毒令下，最疯狂、最残忍的暴力行为具有了理性的商业逻辑：谁最恐怖，谁就能控制更大的市场份额。
泽塔斯集团通过贿赂和威胁，完全控制了墨西哥的警察和军队。罗萨里奥和他的同伙从未担心过被捕。警察甚至会为他们的暗杀行动护航。最终，罗萨里奥因厌倦了这种生活并试图反抗，遭到集团的追杀。他身负重伤逃回美国，向警方自首，最终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他的朋友们则全部被集团残忍杀害。
罗萨里 奥的青少年动荡，被“为了毒品的战争”所利用和放大。这个体系奖励谋杀，并为之提供军事训练，同时掏空了执法系统，让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杀戮。
玛丽塞拉·埃斯科韦多（Marisela Escobedo）的故事则展示了这场战争如何摧毁普通人的生活。她的女儿鲁比爱上了一个名叫塞尔吉奥的年轻人，并很快与他同居生子。然而，鲁比随后失踪。玛丽塞拉四处寻找，最终从一个名叫安赫尔的少年口中得知，塞尔吉奥杀害了鲁比。
玛丽塞拉向警方报案，但警方无动于衷。于是，这位母亲决定自己成为一名侦探。她历尽艰辛，在16小时车程外的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塞尔吉奥。塞尔吉奥被捕后承认杀害了鲁比并焚尸。然而，法官以“供词无效”为由，当庭释放了他。提供证词的少年安赫尔及其全家，随后被发现惨遭灭门。
玛丽塞拉并未放弃。她走上街头，举着女儿的照片抗议，并呼吁所有失踪女儿的母亲加入她。她拒绝了敌对贩毒集团“以暴制暴”的提议，坚持寻求正义。当她再次找到塞尔吉奥的踪迹时，警察告诉她，塞尔吉奥是泽塔斯的人，他们无能为力。
这揭示了禁毒令的最终恶果：毒贩不仅从法律的豁免中获利，最终他们收买了法律本身。
玛丽塞拉决定进行最后的抗争。她从华雷斯徒步上千英里前往墨西哥城，请求总统干预，但遭到拒绝。于是，她回到州政府大楼前，向全世界媒体揭露泽塔斯控制着政府的事实。她宣布，除非凶手被捕，否则她将在政府门前过圣诞节。她说：“政府在等什么？等他来杀了我吗？那就让他来杀吧，就在这里，看他们会不会感到羞愧。”
几天后，在州政府大楼的监控摄像头下，一名枪手走到她面前，将子弹射入了她的头颅。
玛丽塞拉的抗争源于一个信念：墨西哥的毒品战争并非由墨西哥人决定，而是由美国政府强加的。早在1930年代，墨西哥就曾尝试过一种理性的毒品政策——由国家控制和供应毒品，以杜绝犯罪集团的介入。但哈里·安斯林格通过切断对墨西哥医院的止痛药供应，迫使墨西哥放弃了这一政策，并加入了毒品战争。美国政府如同贩毒集团一样，向墨西哥提供了“银或铅”的选择：要么接受援助来打这场战争，要么我们就毁了你的经济。
第四部分：圣殿
第十一章：悲伤的猫鼬
毒品战争的官方理由是建立一个“无毒世界”，彻底消除所有非医疗用途的药物使用。然而，洛杉矶科学家罗纳德·K·西格尔教授（Professor Ronald K. Siegel）的研究，对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西格尔发现，追求精神麻醉或兴奋并非人类独有的行为，而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他观察到，一只猫鼬在伴侣死后，会主动去啃食它之前一直回避的致幻植物。蜜蜂会沉醉于某些兰花的花蜜；鸟儿会吞食能让它们醉酒的浆果；大象会有意地吃发酵的水果来灌醉自己。甚至在越战期间，当美军的炸弹在周围爆炸时，一直对鸦片敬而远之的水牛也开始闯入鸦片田啃食。
西格尔由此得出结论，寻求改变意识状态的欲望，是与食、饮、性并列的“第四驱动力”，是生物的本能。几乎所有动物，在面对创伤或压力时，都会像人类一样寻求麻醉。
那么，既然这种驱动力如此普遍，我们对毒品的理解是否出现了偏差？联合国毒品管制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只有10%的毒品使用者会产生问题，90%的人使用毒品并不会对其造成伤害。 我们之所以对此难以置信，是因为公众视野中充斥的总是那受害的10%，而安然无恙的90%则在私下使用，不为人知。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诚实的论点：大多数人使用违禁药物，是因为他们能从中获得好处——一个愉快的夜晚、一次灵感的迸发或一夜安稳的睡眠。将所有药物使用都视为有害，是对现实的歪曲。
人类寻求精神刺激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有过一个社会不普遍存在这种行为。在古希腊，每年在埃琉西斯的圣殿举行的神秘仪式，实际上是一场持续两千年的大型药物派对。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希腊精英都曾参与其中。他们饮用一种含有类似LSD成分的神秘药水，体验强烈的致幻和狂喜。这种药物的使用是合法的，由公共官员组织和监管。
哈里·安斯林格声称毒品使用是对西方文明根基的攻击，但恰恰在西方文明的根基处，药物使用被仪式化并受到尊崇。这种仪式的终结，源于基督教的兴起。早期基督教希望将通往狂喜的途径唯一化——只能通过向他们的神祈祷。因此，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后，埃琉西斯的仪式被作为异教崇拜而强行取缔。这是西方社会对麻醉冲动进行系统性压制的开端。
西格尔教授认为，我们的大脑自身就会产生内啡肽等类似吗啡的化合物来应对压力和痛苦，这与植物产生的药物分子结构类似。“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动物生命形式并无太大区别，”他说。反对所有药物使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否认自身的化学构成”。
既然改变意识的冲动是生物本能，且90%的使用者不会成瘾，那么，那10%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脆弱？
第十二章：终点之城
成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被灌输的故事是：某些化学物质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劫持”你的大脑，让你患上一种脑部疾病。这个“成瘾的药物学理论”似乎已通过老鼠实验得到证实：将一只老鼠单独关在笼子里，提供无限量的可卡因，它会不停地吸食直至死亡。
然而，一位名叫嘉柏·麦特（Gabor Maté）的医生，通过他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贫民窟与重度成瘾者共事的经历，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
嘉柏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1944年，当他还是个四个月大的婴儿时，他的母亲在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为了让他活下去，将他托付给了一个基督徒陌生人。这段早年的分离和母亲的极度焦虑，塑造了他大脑的发育，也让他日后对成瘾的本质有了深刻的洞见。
温哥华的市中心东区是北美大陆的“终点站”，聚集了大量无家可归的重度成瘾者。嘉柏在那里的一家名为“波特兰酒店协会”的机构工作，该机构为最边缘的成瘾者和精神病患者提供无条件的住所和关爱。在这里，嘉柏开始倾听成瘾者的故事。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度成瘾者都有着极其痛苦的童年经历，充满了暴力、性侵和被忽视。一个叫卡尔的病人，童年时被养父母绑在黑暗的房间里，嘴里被灌洗洁精。另一个女病人告诉他：“我第一次吸食海洛因时，感觉就像一个温暖、柔软的拥抱。”
嘉柏开始质疑，如果成瘾完全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那为什么每天在医院里接受大剂量阿片类药物（如吗啡）镇痛的病人，几乎从不产生依赖？ 科学研究证实，因医疗需求而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病人，成瘾风险极低。这说明，药物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成瘾。
答案可能在于“易感性”。嘉柏发现，“不良童年经历研究”表明，一个孩子每经历一次创伤性事件，他成年后成为瘾君子的概率就会增加两到四倍。近三分之二的注射吸毒行为，都源于童年创伤。问题药物使用，是个人和社会适应不良的“症状”，而非“原因”。
童年创伤为何会增加成瘾的易感性？波特兰酒店的创始人、护士莉兹·埃文斯，通过一个叫汉娜的女病人的故事找到了答案。汉娜从小被寄养家庭虐待，被关在房间里长达四年。成年后，她不断陷入被虐待的关系中，并依赖海洛因和酒精麻痹自己。在一个被强奸和殴打的夜晚，她反复对莉兹说：“这是我的错，我活该。”莉兹看着她床边的毒品和酒，突然明白了：“在那些我感觉自己是个坏人、想去死的黑暗时刻……我理解了成瘾为人们做了什么。” 成瘾不是非理性的痉挛，它满足了一种需求——暂时带走无法承受的痛苦。
嘉柏本人也有购物成瘾的问题，他会不受控制地冲进唱片店狂买CD，甚至在为产妇接生时也会如此。他将此与自己婴儿时期的经历联系起来：在充满恐惧的隔离区，唯一能让母亲和他都感到平静的，就是音乐。他的创伤是轻微的，所以他的成瘾也是轻微的；而他病人的创伤是极端的，所以他们的成瘾也是极端的。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毒品战争的逻辑。嘉柏指出：“如果我必须设计一个旨在让人们持续成瘾的系统，我就会设计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 我们通过攻击、排斥和羞辱成瘾者来增加他们的压力和痛苦，而这恰恰是驱使他们继续使用毒品的最强动力。
如果我们真的想减少成瘾，就应该把用于惩罚的资金，转而用于预防。我们应该从孕期就开始为压力过大的母亲提供支持，帮助她们与婴儿建立健康的连接。我们应该为那些已经成为成瘾者的成年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充满关爱的环境，帮助他们处理内心的创伤，而不是加剧它。
第十三章：蝙蝠侠的误判
心理学教授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从蝙蝠侠那里学到了关于成瘾的第一课。他小时候问父亲，为什么蝙蝠侠会眼睁睁看着一群恶棍殴打一个瘾君子而无动于衷。父亲回答说：“因为他们是无用之人，没人在乎。”
这个观念曾深植于布鲁斯心中。然而，他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的研究，将彻底颠覆这个认知。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1970年代，由于警方的封锁，温哥华曾多次出现“海洛因荒”。市面上贩卖的“海洛因”经检测，纯度为零。按照“药物学理论”，此时的成瘾者应该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但事实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仍在疯狂地偷窃、卖淫，以换取那些毫无作用的白色粉末。
这让布鲁斯意识到，成瘾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化学物质，而在于其他因素。他开始质疑那些著名的“老鼠实验”。他指出，实验中的老鼠被单独关在空荡荡的笼子里，除了毒品，它们一无所有。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实验。
他建造了一个“老鼠公园”（Rat Park）——一个为老鼠们准备的天堂。那里有滚轮、彩球、美味的食物，还有许多同伴可以社交和交配。在“老鼠公园”里，老鼠们同样可以接触到吗啡水，但它们几乎从不饮用。即使是将那些已经在隔离笼中对吗啡产生依赖的老鼠移入“老鼠公园”，它们也会很快停止使用。
布鲁斯得出结论：成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适应。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你所处的“笼子”。
越战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人类实验。当时，约有20%的美军士兵在越南染上了海洛因毒瘾。美国国内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战争结束后，大批瘾君子将涌上街头。然而，战争结束后，95%的士兵回到家乡后，都自动停止了使用海洛因。他们从一个充满死亡威胁的“笼子”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对毒品的需求也随之消失。
布鲁斯认为，成瘾的根本原因在于“错位”（dislocation）——与有意义的生活、与社群的连接被切断。人类天生需要与他人建立连接。当这种连接被破坏时，人们就会感到痛苦和空虚，并寻求某种东西来填补。在现代社会，随着超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越来越感到孤立。这种慢性的孤立感，使我们更容易与某种行为或物质建立起病态的“连接”——这就是成瘾。
一个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孩子，很难与他人建立健康的连接，他们就像生活在隔离笼中的老鼠。布鲁斯的朋友彼得·科恩教授甚至建议，我们应该用“连接”（bonding）这个词来取代“成瘾”。
那么，温哥华的“海洛因荒”中，瘾君子们在追求什么？布鲁斯最终明白，他们追求的不仅是药物带来的麻痹，更是成瘾亚文化本身带来的“连接”。作为一个瘾君子，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你成了一个部落的一员，有着共同的目标（搞到钱，买到药）、共同的敌人（警察）和共同的仪式。这给了他们一种身份认同，一种惊心动魄的生活，以此来对抗那种“什么都不是”的空虚。
布鲁斯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引发学术界的震动。相反，他的研究经费被切断，他的发现被忽视。因为他的理论威胁到了建立在“药物学理论”之上的整个禁毒体系。负责资助全球90%毒品研究的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只会资助那些强化现有观念的研究。
然而，布鲁斯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毒品战争的起源和持续提供了新的视角。毒品战争之所以在20世纪初兴起，不仅是因为种族恐慌，更是因为一种“成瘾恐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人们内心的空虚和对成瘾的脆弱感与日俱增。于是，我们将这种内在的恐惧投射到“瘾君子”这个外部敌人身上，并发动了一场战争来消灭他们，仿佛这样就能消灭我们自身的脆弱。
要真正解决成瘾问题，我们必须停止只关注个体康复，而应开始思考“社会康复”。问题不在于如何用威胁和武力阻止人们吸毒，而在于如何重建一个让人们不那么孤独和恐惧、能够建立健康连接的社会。
第五部分：和平
第十四章：瘾君子的起义
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一场由瘾君子自己发起的起义，彻底改变了这个社区的面貌。领导这场起义的，是一位名叫巴德·奥斯本（Bud Osborn）的无家可归的诗人。
1990年代中期，温哥华的毒品过量死亡率飙升，救护车的警报声每十五分钟就会响起一次。巴德的朋友们一个个死去。一天，当他得知一个朋友的表妹因吸毒过量死亡，其伴侣悲痛欲绝当着年幼孩子的面上吊自杀时，他内心一个声音告诉他：这必须停止。
巴德知道，毒品战争非但没有阻止吸毒过量，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其发生率。 在非法市场上，毒品的纯度极不稳定，使用者无法知道自己注射的是1%还是40%的海洛因。此外，为了躲避警察，他们不得不在垃圾箱等隐蔽处注射，一旦过量，无人发现，必死无疑。
于是，巴德召集了社区里的瘾君子，成立了“温哥华地区吸毒者网络”（VANDU）。他们最初的行动非常务实：组织巡逻队，在小巷里寻找吸毒过量的人并及时呼叫救护车；邀请消防员来教大家如何进行心肺复苏。这些行动挽救了许多生命，也赢得了更多瘾君子的信任。
他们开始集体出现在市政厅的会议上，向那些讨论如何“清理”他们的官员和市民发声。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讨论我们的问题。” 他们要求被当作人来对待，要求拥有生存和健康的权利。
当时的温哥华市长菲利普·欧文是一位强硬的右翼商人，他主张将所有瘾君子关进军事基地。他对建立安全注射屋的提议“完全并强烈地反对”。
为了让整个城市看到他们的痛苦，VANDU在奥本海默公园里插上了一千个木制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代表一个在过去四年里因吸毒死亡的人。巴德写道：“这一千个十字架中的每一个，都向我们每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还活着？”
这场由瘾君子自己领导的反抗，是自1914年禁毒令颁布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他们之所以能在温哥华发起这场运动，一个关键因素是“波特兰酒店协会”的存在，它为这些无家可归的抗争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不会被驱逐的“根据地”。
在VANDU持续不断的抗议和游说下，温哥华市卫生局最终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让VANDU的诉求获得了官方的合法性。
然而，真正扭转局面的，是市长菲利普·欧文的转变。为了了解这些“麻烦制造者”，他决定亲自去市中心东区走一走，听听他们的故事。他被那些故事深深震撼了。“他们不是坏人，”他意识到，“他们只是破碎了。”
他开始重新审视禁毒政策，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禁毒战争的著名批评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会面。欧文最终认识到，禁毒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他开始在公开场合邀请VANDU的成员与警察局长、卫生官员一同坐上主席台，回答公众的提问。他承诺，将在北美建立第一个安全注射屋。
他的转变激怒了他所在的保守党，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市长候选人的资格。但他的继任者继承了他的政策。
十年后，这项政策的成果显现：市中心东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十年，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80%。 201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安全注射屋是吸毒者生命权的一部分，永远不得被关闭。
巴德·奥斯本，这个曾经想用死亡来逃避痛苦的街头诗人，通过抗争，为自己和成千上万的人赢得了生命。他用行动证明了嘉柏和布鲁斯的理论：当生活有了连接和意义，对毒品的依赖就会减弱。
第十五章：雪落与新生
在温哥华的成功之后，作者将目光转向了欧洲。在英国，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实验，这个实验与毒品战争的开端遥相呼应。
1980年代，在英国默西塞德郡一个萧条的工业区，精神科医生约翰·马克斯（John Marks）接手了一个他本不感兴趣的任务——为海洛因成瘾者开具处方。这是哈里·安斯林格在全球推行禁毒体系时，唯一未能堵上的一个漏洞。
自1920年代以来，英国的医生一直坚持认为，成瘾是一种疾病，他们有权为病人开具海洛因处方。因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当美国的海洛因成瘾问题急剧恶化时，英国的成瘾者数量始终维持在一千人以下，且大多能过上正常生活。
约翰·马克斯最初也对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但一项由他委托的研究发现，他诊所里接受海洛因处方的病人，无人感染艾滋病毒，无人因吸毒过量死亡，也几乎没有犯罪记录。 他们大多有正常的工作和家庭。
他意识到，许多与毒品相关的伤害，并非由毒品本身造成，而是由围绕它的法律造成的。 在非法市场上，毒品被掺入砖粉、咖啡、漂白剂等各种杂质，这些物质会严重损害人的血管和身体。而他的病人，因为获得了纯净的药物和清洁的针具，避免了这些“毒品战争创伤”。
于是，约翰·马克斯决定扩大他的实验。他将处方项目从十几人扩大到四百多人，并开创性地为病人提供“海洛因香烟”和可卡因处方。
结果是惊人的。当地警方的研究发现，在获得处方后的18个月里，病人的犯罪率下降了93%。一个名叫朱莉娅·斯科特的年轻母亲，在获得处方后，立即停止了为筹集毒资而从事的卖淫工作，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重新做回了母亲。
更重要的是，随着处方项目的扩大，当地的毒品黑帮开始消退。为什么？研究员拉塞尔·纽科姆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在非法市场上，一个街头成瘾者为了维持每天高昂的毒资，最好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下线——将自己购买的毒品掺假后卖给其他人。海洛因在禁毒令下，变成了一种金字塔销售计划。 而处方项目，通过切断利润动机，彻底摧毁了这个金字塔。它不仅帮助了已有的成瘾者，还阻止了新成瘾者的产生。
然而，这个成功的实验最终还是被扼杀了。在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强行关闭了约翰·马克斯的诊所。在诊所运作的13年里，450名病人无一人因毒品死亡。诊所关闭后，6个月内就有20人死亡，两年内有41人死亡。 他们被迫重返街头，购买被污染的毒品，重新陷入犯罪和死亡的循环。约翰·马克斯本人也被排挤，最终流亡新西兰。
他的故事本该像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一样被遗忘。但这一次，不同了。
在瑞士，一位名叫露丝·德赖富斯（Ruth Dreifuss）的政治家，听说了利物浦的实验。1990年代，瑞士正面临着欧洲最严重的艾滋病和海洛因危机。在苏黎世废弃的火车站里，成千上万的瘾君子聚集在一起，场面如同地狱。
即将成为瑞士第一位女总统和犹太裔总统的露丝，决定采取一种全新的方法。她利用瑞士法律中一个允许为科学实验目的提供海洛因的条款，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海洛因处方实验。
实验的结果与利物浦如出一辙。接受处方的成瘾者，犯罪率下降了80%，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几乎停止，过量死亡人数急剧下降，三分之一的人完全脱离了社会福利。
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验驳斥了安斯林格的一个核心论点——成瘾者会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事实是，在获得稳定供应后，绝大多数成瘾者会自愿稳定并逐渐减少他们的剂量。处方并非戒毒的替代品，而是通往戒毒的一条道路。
露丝·德赖富斯成功地将这一政策推向了全国。她将辩论的焦点从“是否应该帮助瘾君子”转向了“如何恢复社会秩序”。她向保守的瑞士民众证明，毒品战争带来了混乱，而结束毒品战争才能恢复秩序。 这一论点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两次全国公投中，瑞士人民都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保留并扩大海洛因处方项目。
当美国禁毒署署长前来施压时，露丝直接拒绝了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要求，她说：“我们不接受你干涉我们的政治辩论。”
瑞士的成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范例。它证明，即使是对于最硬核的毒品，也存在一种比战争更有效、更人道的解决方案。
第十六章：74精神
2001年，葡萄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所有毒品——从大麻到可卡因——非罪化的国家。作者在旅程的最后阶段来到这里，探寻这个国家是如何做出这一历史性决定的，以及其后果如何。
领导这场变革的，是家庭医生出身的若昂·古劳（João Goulão）。他的故事，始于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
在那场推翻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和平革命中，年轻的若昂目睹了人民如何用插在枪管里的康乃馨来战胜暴政。他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没有什么制度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一个教条不起作用，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强大，你都可以抛弃它，重新开始。
1980年代，革命后的葡萄牙迎来了迟到的“60年代”，毒品随之涌入。到1990年代，葡萄牙拥有了全欧洲最严重的海洛因成瘾问题，每100个葡萄牙人中就有1个是海洛因成瘾者。政府最初采用了安斯林格式的严打政策，但问题却愈演愈烈。
作为一名在重灾区阿尔加维行医的医生，若昂目睹了无数悲剧。他看到，惩罚和羞辱只会让成瘾者更加疏远社会，更深地陷入毒品的泥潭。他相信，成瘾是某种痛苦的症状，必须去触及其根源，而不是仅仅打击症状本身。
1999年，若昂受命领导一个由医生和法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为国家的毒品问题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结论是：将所有用于个人使用的毒品非罪化，并将原本用于逮捕、审判和惩罚成瘾者的资金，全部转移到治疗和支持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上来。
这一激进的提议，在当时饱受争议的葡萄牙社会却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毒品问题的困扰。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瘾君子是病人，而不是罪犯。”
2001年，新法案正式生效。从此，在葡萄牙，持有不超过10天个人使用量的任何毒品，都不再是犯罪行为。
这项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名为“劝诫委员会”的机构。任何因持有毒品被警察发现的人，都会被要求来到这里。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会评估他是否为成瘾者。对于90%没有问题的普通使用者，委员会会向他们提供安全使用的建议，然后让他们离开。对于那10%的成瘾者，委员会则会为他们提供即时的、免费的治疗选择。
治疗的核心理念是：为成瘾者提供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用痛苦来惩罚他们。 葡萄牙政府为雇佣康复期成瘾者的企业提供大幅度的税收减免，帮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对于那些还未准备好戒毒的人，政府则通过流动服务车，为他们提供美沙酮和清洁针具，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曾是街头流浪汉的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在非罪化之前，常常被警察无故殴打。非罪化之后，来找他的变成了提供帮助的心理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他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治疗社区，最终成功戒毒，找到了工作，组建了家庭，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曾经因惩罚而加剧的绝望，如今被关爱和支持所取代。毒品战争的恶性循环，在葡萄牙被一个良性循环所替代：康复的人再去帮助更多的人康复，治愈的涟漪在整个社会中扩散。
那么，非罪化是否导致了青少年吸毒率的上升？答案是否定的。在葡萄牙，禁毒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向毒品说不”，而是与青少年进行坦诚的对话，帮助他们建立内在的抵御能力。数据显示，葡萄牙的青少年毒品使用率，是全欧洲最低的国家之一。
十年后，曾经预测灾难会降临的里斯本缉毒总队队长若昂·菲格拉坦言：“我们当初害怕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 数据显示，葡萄牙的整体毒品使用率略有上升，但仍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而问题药物使用（成瘾）人数、吸毒过量死亡人数、以及与毒品相关的艾滋病感染率，都大幅下降。 与毒品消费相关的街头犯罪几乎消失了。
如今，在葡萄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都坚定地支持非罪化政策。它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共识。
第十七章：井中之人
在本书写作期间，一个国家迈出了超越非罪化的历史性一步。乌拉圭，在总统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大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
穆希卡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曾是1960年代乌拉圭左翼游击队“图帕马罗斯”的成员，为了反抗军事独裁，他参与了抢劫运粮车分发给穷人的“罗宾汉式”行动。他曾被警察射中六枪，并在监狱中度过了14年，其中两年多被单独囚禁在一口深井的底部。
在井底的漫长岁月里，他与虫子和青蛙为友，靠着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来维持理智。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理解到，“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生命。”
2005年，穆希卡当选为乌拉圭总统。他拒绝入住总统府，而是继续住在他那间带铁皮屋顶的农舍里。他将自己90%的薪水捐给穷人，自己每月只靠775美元生活，出门坐公交车。他被称为“世界上最穷的总统”。
面对邻国巴拉圭日益被贩毒集团控制的威胁，穆希卡意识到，乌拉圭必须寻找一条不同于“毒品战争”的道路。他研究了禁毒政策的历史，并得出结论：“一百多年的压制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必须尝试别的办法。”
他认为，合法化是瓦解贩毒集团的唯一途径。 当政府通过合法、受监管的渠道提供更便宜、更优质的毒品时，黑市就会萎缩，犯罪集团就会破产。
要实现合法化，穆希卡需要克服两个障碍：美国的反对和他本国人民的疑虑。然而，他注意到，美国国内的民意正在发生变化，多个州即将通过公投实现大麻合法化。于是，他决定说服他的人民。
他邀请了英国的药物政策改革智库“Transform”的两位专家，丹尼·库什利克（Danny Kushlick）和史蒂夫·罗尔斯（Steve Rolles），为乌拉圭设计合法化的具体方案。
他们的方案核心是：将不同的毒品根据其危害性，置于不同层级的监管之下。 对于像大麻这样危害性较低的毒品，可以像烟酒一样，在有执照的商店里向成年人销售，但禁止广告，并附上明确的健康警示。对于像海洛因这样危害性较高的毒品，则可以像瑞士一样，通过医生处方的形式提供给成瘾者。
他们的论点是：我们不是要放松对毒品的管制，而是要通过合法化，最终实现对毒品的真正管制。 目前的非法市场，是一个没有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场”。合法化，就是要将这个市场从罪犯手中夺回，置于法律和公共卫生的监管之下。
乌拉圭最终通过了法案，允许21岁以上的公民在药店购买大麻，或在家中少量种植供个人使用。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作者拜访了穆希卡总统的农舍。他的内衣在晾衣绳上随风飘扬。他告诉作者，在井底的岁月里，他学会了“轻装前行”，“幸福不来自于你拥有什么，而来自于你是什么。”
在农舍的门口，也有一口井。它滋养着周围盛开的鲜花。穆希卡自己种花，也允许别人种他们自己的花。
第十八章：正午对决
在乌拉圭迈出历史性一步的同时，在美国的心脏地带，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也通过民众公投，实现了大麻的合法化。作者探寻了这两场运动的领导者，发现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截然不同。
在科罗拉多州，运动的领导者是梅森·特沃特（Mason Tvert）。他的核心论点是：大麻比酒精更安全。
梅森认为，公众之所以反对大麻合法化，是因为他们被安斯林格时代以来的谎言所误导，认为大麻是极其危险的。他指出，科学证据表明，酒精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而大麻则从未直接导致死亡。酒精与暴力犯罪密切相关，而大麻则倾向于减少攻击性。
因此，他的竞选策略是不断地将大麻与酒精进行对比。他向丹佛市长约翰·希肯卢珀发起了一场“正午对决”的挑战：市长每喝一口啤酒，他就吸一口大麻，看谁先倒下。他们的广告牌上写着：“我更喜欢大麻而不是酒精，这让我成为一个坏人吗？”
梅森认为，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大麻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有害时，他们才会支持合法化。他将这种策略称为“大麻柔术”——将举证的责任推回给禁毒者，让他们来解释为什么一个更安全的物质被禁止，而一个更危险的物质却被合法销售。
而在华盛顿州，运动的领导者是两位前检察官，托尼亚·温彻斯特（Tonia Winchester）和艾莉森·霍尔科姆（Alison Holcomb）。她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托尼亚曾是禁毒教育项目“DARE”的积极分子，坚信所有吸食大麻的人都应该进监狱。但作为一名检察官，她目睹了禁毒法对有色人种和年轻人的不成比例的伤害。一个18岁的男孩，仅仅因为和朋友在车里吸了一口大麻，就可能失去大学奖学金，并背上一辈子的犯罪记录。她看到，为了起诉这些无足轻重的案件，检察官办公室不得不搁置更严重的家暴案件。
她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大麻本身的好坏，而在于禁毒法本身造成了比毒品更大的伤害。
因此，她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不是要你喜欢大麻，我们只是想讨论一个已经失败的政策。” 她们认为，争论大麻是否比酒精安全是一个“愚蠢的论点”，因为它会立即触发人们对大麻的负面刻板印象。
相反，她们强调，正是因为毒品有危险，我们才需要将它从不查身份证的街头毒贩手中夺走，交给有执照、受监管的商店来销售，并将税收用于预防和治疗。
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也导致了两州合法化模式的差异。华盛顿州将大麻税收专项用于药物预防和治疗项目，并出台了更严格的“毒驾”法规。而科罗拉多州则将税收用于建设学校。
尽管策略不同，但两州的公投都以较大的优势获得了通过。当人们看到大麻在商店里合法销售，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担心的灾难时，对合法化的支持率反而进一步上升。丹佛市长希肯卢珀，这位曾经的坚定反对者，也最终承认，禁毒战争是一场灾难，而合法化是“常识”。
作者在科罗拉多州税务局局长芭芭拉·布罗尔的办公室里，听她详细讲解如何为大麻销售建立一套复杂的监管体系——从种植许可到税率厘定，再到产品包装。他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无聊。
毒品战争中那些充满了暴力、死亡和悲伤的“史诗”，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份份枯燥的政府文件。枪声被合同取代，眼泪被税收取代。他意识到，这就是毒品战争结束时的样子。它不是一场狂欢，也不是一场灾难。它只是回归了平淡的日常。
结语：如果你孤身一人
在旅程的终点，作者回到了伦敦，去见那些最初促使他踏上这段旅程的亲人和朋友。他的亲人已经戒毒一年多，并且在戒毒热线工作。他的前男友也曾一度戒毒，但后来又复吸了。
这一次，作者没有像过去一样，用威胁和羞辱来对待他。他从这段旅程中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他告诉前男友，他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会陪他去参加互助会，会陪他度过最难熬的时刻。他没有威胁要切断他们的连接，而是承诺会加深它。
因为他终于明白：“成瘾的对立面不是清醒，而是连接。”
如果一个人是孤独的，他就无法摆脱成瘾。如果他被爱着，他就有机会。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对成瘾者唱着战歌。其实，我们早就应该为他们唱响情歌。
哈里·安斯林格本人，在晚年也成了一个吸毒者和毒贩。他曾为一个吸食海洛因的国会议员——臭名昭著的参议员乔·麦卡锡——提供合法的药物供应，因为他知道，如果切断供应，麦卡锡只会转向黑市。当面对一个他“在乎”的成瘾者时，即使是安斯林格，也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晚年，他自己也因病开始依赖吗啡。
一百年的战争，始于一声尖叫。或许，当安斯林格自己将针头扎入血管时，他终于听到了那声尖叫的平息。
这场战争似乎难以终结，但作者想起了1969年在石墙酒吧外抗争的同性恋者。在那个被全世界鄙视的夜晚，他们无法想象，45年后，一位黑人总统会在就职演说中，将他们的抗争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来赞颂。
改变，发生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因为它始于某个地方，因为有人为之奋斗。
“如果你孤身一人，”被谋杀的玛丽塞拉·埃斯科韦多曾说，“你将一事无成。但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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