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剂量：贩子、医生和给美国带来上瘾的制药公司
心理学, 精选 ·Index
Dopesick: 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 - Beth Macy
成瘾剂量：贩子、医生和给美国带来上瘾的制药公司 - 贝丝·梅西 - 摘要
这本书深入探究了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核心，揭示了一个关于企业贪婪、医疗失当以及成瘾所带来的毁灭性个人代价的骇人故事。
参考：根据本书内容拍摄的电视剧《成瘾剂量》概要
原始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B419kXC24&t=28s
序言
罗尼·琼斯因武装贩卖海洛因而被判处23年监禁，两年后，他迎来了第一位访客。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从警察和检察官口中听到的琼斯，是一个在弗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镇掀起“苦难海啸”的掠夺者。经过三个月的申请，我终于走进了西弗吉尼亚州黑泽尔顿联邦教养所。我此行的目的，是受一位悲伤母亲的委托，她想知道，她唯一的儿子，年仅19岁的杰西·博尔斯特里奇，究竟为何而死。
杰西曾是高中橄榄球队的明星，一个刚刚长出胡茬的健壮男孩。他的母亲克里斯蒂·费尔南德斯无法理解，儿子如何从一个阳光少年变成冰冷的吸毒过量统计数字。我希望能从琼斯口中找到答案，为克里斯蒂，也为我认识的其他母亲们解开同样的疑惑。
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在过去15年里夺走了30万美国人的生命，专家预测未来5年还将有30万人丧生。药物过量已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的首要死因，其致命速度超过了艾滋病流行的巅峰时期。然而，国家的应对却迟缓而无力。
这场危机并非始于大城市，而是悄然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偏远角落、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和缅因州的乡村生根发芽。这些被政治遗忘的角落，工薪阶层家庭首当其冲，治疗资源却远在数小时车程之外。杰西·博尔斯特里奇的人生轨迹，恰好与这场危机的蔓延弧线重合。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需要追溯这场危机如何沿着81号州际公路，从弗吉尼亚州的煤田地带，一路向北蔓延至雪兰多山谷。《成瘾剂量》通过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展现了这场危机的演变：始于1996年奥施康定（OxyContin）在弗吉尼亚州偏远煤田的出现，随后吗啡分子从处方药转向其非法孪生兄弟——海洛因，最终在像我家所在的罗阿诺克市这样的郊区登陆。
2012年，罗尼·琼斯，一个来自华盛顿郊区的毒贩，通过一个监狱的“工作释放”项目来到伍德斯托克镇的一家家禽加工厂工作。他很快就将当地少数滥用药片的年轻人，发展成了数百名海洛因成瘾者。这种扩张模式如同病毒般复制：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成瘾者会发展新的客户，而这些新客户又会去发展更多的客户。这个循环的终点，往往是监狱，或是像杰西那样，过早地躺在冰冷的墓碑下。
在去监狱的路上，我沿着“海洛因高速公路”I-81向北行驶，这条路正是琼斯的毒品南下的通道。我想起了我一直关注的女孩苔丝·亨利，她曾是品学兼优的篮球明星，如今却下落不明，可能正在街头出卖身体以换取下一针毒品。我还想起了金杰·芒鲍尔，一位著名的珠宝商，她的儿子因同学吸毒过量死亡而入狱。
当我到达监狱，罗尼·琼斯已在会客室等候。他看起来比照片上更瘦、更苍老。他等待着我的提问，而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克里斯蒂、金杰和苔丝母亲们的脸庞，以及她们孩子破碎的人生。
第一部分：人民诉普渡公司
第一章：失忆的美利坚合众国
阿片类药物危机席卷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但在阿巴拉契亚中部那些曾经以工厂和矿业为生的萧条社区，它造成的伤害最为深重。在这里，失业的年轻人为了不陷入毒瘾戒断的痛苦（他们称之为“犯瘾”），不惜撬开废弃工厂的铜线变卖，或从沃尔玛的围栏缺口偷走电视。这里很难找到能通过药检的工人，年轻父母可能因吸毒过量死去，留下婴儿活活饿死。
1990年代中期，阿片类药片首先在这里扎根，俘获了矿工、伐木工、家具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从1999年到2013年，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悄然上升，他们将此归因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中毒——主要是阿片类药物，并称之为“绝望之疾”。
这场危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后期，弗吉尼亚州最西端的李县。1997年，在智者县大石峡镇，一名警官理查德·斯托拉德从线人那里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词：“奥施”（Oxy）。这种新型止痛药奥施康定，剂量远超当时常见的止痛药，一颗80毫克的药片在黑市上能卖到80美元。更可怕的是，使用者已经找到了绕过其“缓释”机制的方法：他们把药片含在嘴里，待外壳融化后刮掉，剩下的纯羟考酮（oxycodone）核心可以被碾碎后吸食或注射，带来类似海洛因的强烈快感。
这种药让使用者迅速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与之前滥用的其他止痛药截然不同。
奥施康定是康涅狄格州一家名为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的私人公司的产品。这家公司由萨克勒（Sackler）三兄弟所有，他们以对艺术博物馆的慷慨捐赠而闻名，而非制药。1996年，普渡公司推出奥施康定，意图将其市场从临终关怀扩展到更广泛的慢性疼痛领域。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新药的安全性，其医学总监J·大卫·哈多克斯医生反复强调：“如果按处方服药，成瘾风险只有0.5%。”公司声称，医生导致的成瘾是“极其罕见的”。
然而，美国对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历史源远流长。从19世纪的鸦片战争，到美国内战后因吗啡滥用而产生的“士兵病”，再到20世纪初拜耳公司将海洛因作为“无成瘾性”的止咳药推向市场，历史的教训似乎被轻易遗忘了。每一次，一种新的阿片类药物出现时，总伴随着“安全、无成瘾性”的承诺，也总伴随着一场灾难。
1990年代末，医学界开始倡导将“疼痛视为第五大生命体征”，这为普渡公司的营销创造了绝佳机会。医生和医院为了在患者满意度调查中获得高分，开始更积极地治疗疼痛。普渡公司则顺势将自己定位为“疼痛专家”，向医生们传达一个信息：开奥施康定是道德、负责且富有同情心的行为，不仅适用于癌症晚期，也适用于背痛、关节炎等中度疼痛。
只有少数几个声音对此表示怀疑，但他们很快被淹没在主流的浪潮中。大多数医生，像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急诊科主任约翰·伯顿一样，当时都认为“给病人开14天的阿片类药物不会让他们上瘾”，但事后证明，“我完全错了。”
保险公司也更倾向于报销廉价的阿片类药片，而非物理治疗等更昂贵、更耗时的替代方案。没有人预见到，这种常规操作最终会给美国带来高达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最早敲响警钟的，是来自阿巴拉契亚的一位乡村医生和一位曾是天主教修女的戒毒顾问。他们——阿特·范泽医生和贝丝·戴维斯修女——的警告，如同一个世纪前那些孤独的呼喊者一样，被外界的冷漠所吞噬。
第二章：礼品与快闪
普渡制药公司采用了精准而激进的营销策略。他们通过数据挖掘公司，锁定了那些已经习惯开具大量止痛药的医生，然后派出销售代表进行“学术”拜访。医生的“潜力”越大，接到的拜访就越多。销售代表们开着公司租的福特探险者，穿梭在弗吉尼亚州偏远的乡间小路上，他们的年终奖金高达7万美元——医生开出的药片剂量越高，他们的奖金就越丰厚。
为了敲开医生办公室的门，销售代表们带着各种礼物，从鲜花、美甲券到免费的豪华晚餐。这种被称为“吃完就跑”（Dine ’n’ Dash）的策略，后来还演变出“加油就走”（Gas ’n’ Go）和“拿了灌木就跑”（Shrubbery ’n’ Dash）等版本。医生们被邀请去书店随意挑选书籍，公司内部则用中世纪的“皇家十字军”、“骑士”等词汇来激励销售队伍。
史蒂夫·赫夫医生回忆起他当住院医师时的情景：“我们是待割的韭菜，他们（药代）蜂拥而至。”免费午餐几乎是家常便饭，伴随着关于新药的简短介绍。尽管赫夫医生后来拒绝了这些好处，但他深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抵抗。当他后来接手一个位于工厂倒闭潮中心的诊所时，他发现前任医生给大量患者同时开具了奥施康定和 Xanax 等镇静剂的危险组合——在阿巴拉契亚，这被称为“凯迪拉克级别的快感”。当他试图停止这些处方时，病人们几乎要暴动了，因为他们已经严重依赖这些药物，并出现了戒断症状。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飙升。奥施康定不仅麻痹了身体的疼痛，也麻痹了失业带来的精神痛苦。更重要的是，它本身成了一种可供掠夺的资源。许多人靠出售医生开出的高剂量药片来维持生计。
黛比·霍纳克的故事是这一现象的缩影。一次常规的胆囊手术后，她被开了大剂量的奥施康定和波克赛特（Percocet）。当药吃完后，她经历了剧烈的戒断反应：“呕吐、腹泻、浑身疼痛、烦躁不安……你会做任何事来让那种痛苦消失。”她开始去急诊室谎称肾结石骗取处方，偷丈夫准备交电费的钱，甚至说服邻居去“疼痛医生”那里“写药”。
在阿巴拉契亚，倒卖处方药成了现代版的私酿酒。
阿特·范泽医生和他所在的社区健康中心，是由当地煤矿工人集资建立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小接种疫苗的孩子，因吸毒过量被送进急诊室。他和他那身为律师和社会活动家的妻子苏·艾拉·科巴克，以及当地的贝丝·戴维斯修女，开始组织社区会议，并向普渡公司写信，指出药物滥用的严重性。范泽医生在信中写道：“我担心这些地区是前哨，就像艾滋病早期的旧金山和纽约一样。”
普渡公司的回应是寄来一些“不良事件报告表”。
在一次由普渡公司资助的“阿巴拉契亚疼痛基金会”会议上，范泽医生提出了两个核心要求：停止将奥施康定用于非癌性疼痛的激进营销，并重新设计药物配方，使其难以被滥用。普渡公司的医学总监哈多克斯医生反驳说，公司给医生提供福利与其他药企无异。范泽医生回应道：“人们可不会为了降压药去偷窃或闯入邻居家。”
普渡公司内部的销售代表奖金从1996年的100万美元飙升至2001年的4000万美元。公司还向新患者发放奥施康定“新手券”，可免费兑换30天的药量，并举办了四十多次全国性的疼痛管理和演讲者培训会议，邀请了五千多名医生、护士和药剂师参加全包的度假式会议。
普渡公司还制作了一部名为《我重获新生》的宣传视频，宣扬一种叫“伪成瘾”的概念，即病人看似成瘾的行为，实际上只是在寻求疼痛缓解。视频中反复引用那个“成瘾率低于1%”的说法，而这个说法的来源，仅仅是198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其结论早已被断章取义。
范泽和李县的社区联盟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FDA召回这款强效止痛药，获得了超过一万个签名。在压力下，FDA要求普渡公司在奥施康定的包装上增加一个“黑框警告”，这是最强烈的药物警示。但公司发言人轻描淡写地称其为“图形设计上的练习”。
2001年3月，在一次与普渡高管的会面中，一位当地银行家展示了他儿子的照片，这个曾经的优秀学生因奥施康定成瘾，已经花光了他8万美元的积蓄。银行家质问公司高管：“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爱国心来为这个国家担忧吗？”普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回答是：“很抱歉您的家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第二天，普渡公司提出向该县提供1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药物治疗和执法。贝丝修女对此勃然大怒，她认为这是“血腥钱”，是大型公司剥削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惯用伎俩。她威胁说，如果联盟接受这笔钱，她就退出。最终，这笔钱被拒绝了。
第三章：留言板上的悼念
当阿巴拉契亚和缅因州的乡村记者们开始报道奥施康定造成的破坏时，这个故事直到2001年2月才通过《纽约时报》进入全国视野。报道聚焦于肯塔基州的一次大规模缉毒行动，207名使用者兼贩子被捕。奥施康定的滥用，正从偏远的乡村蔓延至富裕的城市和郊区。
历史学家大卫·考特莱特指出，这与一个世纪前由医生导致的鸦片和吗啡成瘾浪潮惊人地相似。但在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阿片类药物成瘾主要局限于大城市的海洛因黑市。奥施康定的出现，通过合法的处方，将阿片类药物的供应“国有化”了，任何一个小镇的医生都可以开出这种强效药物。考特莱特说：“如果不是供应的扩张，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
2001年2月，费城的一位IT工作者埃德·比施接到了女儿惊慌的电话，他18岁的儿子埃迪在浴室里昏迷，脸色发青。当他赶回家时，儿子已经死了。当急救人员告诉他是“奥施”导致的，比施一头雾水：“什么是奥施？”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奥施康定这个词。
悲痛之余，比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创建了一个名为OxyKills.com的网站。这个网站很快变成了一个滚动更新的数据库，记录着悲伤、警告和统计数据。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开始在这里悼念他们死去的孩子，分享他们的故事。
佛罗里达州的李·努斯也失去了她18岁的儿子兰迪。她和比施联手，将线上的悼念变成了线下的行动，成立了一个名为“亲属反对普渡制药”（RAPP）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游说建立全州范围的处方监控项目（PMPs），在学校举办预防讲座，并在普渡公司总部门外举着死去孩子的照片抗议。
加利福尼亚州的芭芭拉·范·罗扬在儿子帕特里克死于奥施康定后也加入了他们。她向阿特·范泽医生请教，并了解到FDA在1995年批准该药时，审批文件就已经明确指出，碾碎药片会导致药物立即释放，并且在临床试验中观察到了戒断症状。更讽刺的是，当年批准该药的FDA高级审查员柯蒂斯·赖特，两年后就去为普渡制药公司工作了。
范·罗扬向FDA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请愿书，要求在奥施康定被重新配制成防滥用形式之前，暂时召回该药，并将其适应症限制为仅用于“重度疼痛”。然而，她的请愿和无数家庭的呼声，都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普渡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法律诉讼。一名前销售代表凯伦·怀特起诉公司，称她因为拒绝向那些非法过度开药的“药丸工厂”医生推销奥施康定而被解雇。为了应对法律和公关危机，普渡公司聘请了因处理“9·11”事件而声名鹊起的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朱利安尼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帮助公司与政府机构周旋，甚至为DEA（美国缉毒局）博物馆的展览筹集了2万美元资金。一位DEA官员愤怒地指出，朱利安尼和公司高管绕过了她，直接与她的上级进行政治操作。
尽管有RAPP成员在庭外支持，凯伦·怀特的诉讼最终还是失败了。法院认为，她的律师未能证明公司的销售策略是非法的。在奥施康定上市后的头十年里，法律体系似乎无法证明其制造商触犯了法律。
然而，在弗吉尼亚州西部，一位名叫约翰·布朗利的年轻联邦检察官，正悄悄地对普渡公司展开刑事调查。他阅读了巴里·迈耶的《止痛药杀手》一书，并与范泽医生和RAPP的父母们联系，收集了大量证据，包括销售代表的拜访记录、内部文件以及范·罗扬送给范泽医生的那份关键的FDA新药申请（NDA）文件。
普渡公司似乎低估了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检察官。布朗利和他手下的两名检察官兰迪·拉姆齐尔和里克·芒特卡斯尔，花了五年时间，在阿宾登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足以指控公司及其高管犯有邮件欺诈、电信欺诈和洗钱等多项重罪的案件。
第四章：公司感觉不到疼痛
2007年7月20日，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一个充满殖民时期风情的小镇阿宾登，一场大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家属聚集在联邦法院外。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一粒药，一条命”，以及他们死去孩子的照片。这是普渡制药公司三名高管——霍华德·尤德尔、迈克尔·弗里德曼和保罗·戈登海姆——的量刑听证会。
他们前一天晚上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住进了法院旁边的豪华历史酒店。他们的律师请求法官允许他们从后门进入法院，以避开抗议者。但主审法官詹姆斯·琼斯驳回了请求，他命令道：“他们将和所有人一样，从前门进来。”
在听证会开始前，家属们轮流念诵着OxyKills.com网站上悼念的死者名单。这份名单长达五十多页，他们只念了十页，听证会就开始了。
在法庭上，这些高管们听着自己被称为“企业毒枭”，其营销手段堪比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玛丽安·斯科莱克，带着她年幼的外孙，指责弗里德曼“与希特勒无异”，因为他通过死亡和成瘾摧毁了无数生命。受害者家属们恳求法官判处高管们监禁。
然而，根据普渡公司与检察官达成的认罪协议，高管们不会面临牢狱之灾。他们的律师辩称，这些高管个人并未直接参与不当行为，刑事指控本身带来的耻辱已是足够的惩罚。他们甚至在法庭上重申，“奥施康定带来的巨大益处，远远超过其风险。”
检察官兰迪·拉姆齐尔指出，作为公司高管，他们有责任确保误导性营销不会发生，并预言普渡公司会立刻开始新一轮的公关活动，以淡化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最终，普渡公司的一家控股公司承认一项重罪，即“误导性品牌宣传”，并同意支付6亿美元的罚款。三名高管则承认了较轻的轻罪指控，并支付了3450万美元的个人罚款（这笔钱由公司代为支付）。罚款总额约占该公司从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到2001年期间利润的90%。高管们被判处三年缓刑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
在这场法律大戏中，真正从奥施康定销售中获利最多的普渡公司所有者——萨克勒家族，却始终未被提及。到2007年，普渡公司已从该药中获利超过28亿美元。2015年，萨克勒家族以140亿美元的净资产登上了《福布斯》美国最富裕家庭排行榜。他们从卖耳垢清除剂和泻药起家，最终靠着世界上最赚钱的药物之一，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从波士顿到特拉维夫的各大博物馆和大学的墙壁上。
一位参与案件的检察官安德鲁·巴斯福德感叹道，对普渡公司的惩罚太轻了。“罚款可能会让股息稍微下降，但没人在乎，因为制造产品的人没有一个进监狱。如果政府是认真的，他们会把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把一个公司关进监狱；你只能拿走他们的钱，而那甚至不是他们自己的钱。”
他总结道：“公司感觉不到疼痛。”
这笔巨额罚款的大部分被用于执法、州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补偿，以及建立弗吉尼州的处方监控项目。然而，作为这场风暴中心的李县，除了得到一些用于缉毒行动的安慰剂奥施康定药片外，一无所获。
在听证会上，李·努斯举起了她随身携带的装着儿子兰迪骨灰的微型骨灰瓮。她直视着三名高管，声音颤抖地说：“这是你们的药，奥施康定，的产物。现在，他就在这个法庭上。”
第二部分：镜中之物，比想象更近
第五章：蔓延至郊区
当奥施康定的滥用还被许多人视为遥远的乡村问题时，2006年，罗阿诺克市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当地居民：两名备受喜爱的电视台天气预报员因注射海洛因而被捕。这起事件成了这座弗吉尼亚州南部城市的第一声警钟，揭示了海洛因已经悄然渗透进富裕的郊区。
在此之前，海洛因被认为是市中心（通常被理解为黑人社区）的毒品。但随着费城毒贩克利夫顿·“莱特”·李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将海洛因卖给了郊区的白人青少年，其中许多来自该地区最富裕的社区——隐秘谷（Hidden Valley）。当警察逮捕为他分销毒品的两名青少年时，从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涉及另外五十名隐秘谷高中学生的交易记录。
海洛因用户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其利润率高达600%。这些毒品通常纯度极高，能让使用者迅速上瘾，也更致命。
2010年，该地区发生的一起海洛因过量致死案终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独特，而是因为死者是一位著名白人女商人的21岁儿子。
死者名叫斯科特·罗斯，他的朋友斯宾塞·芒鲍尔因在这起死亡事件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而被判入狱。斯科特的母亲罗宾·罗斯是一名护士，她曾尝试过一切方法来帮助儿子戒毒：带他去急诊室做药检、参加“家庭互助匿名会”、将他送往戒毒所、甚至拆掉了家里所有的门以防他藏匿毒品。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斯科特17岁时在一次高中派对上第一次吸食了掺有海洛因的大麻，那种舒缓的感觉让他立刻着迷。
与此同时，在往北两小时车程的雪兰多山谷，克里斯蒂·费尔南德斯的儿子杰西·博尔斯特里奇正在上高中。他因为多次橄榄球和滑雪受伤，被医生开具了大量的阿片类止痛药，如羟考酮、维柯丁和波克赛特。他开始和朋友们交易自己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阿得拉，以换取这些止痛药。克里斯蒂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些药物不仅缓解了杰西的疼痛，也平息了他内在的焦躁，让他感觉“正常”。
当地已经出现了海洛因的苗头。2011年，一名叫布兰登·佩鲁洛的年轻人因吸毒过量后抢劫银行而被捕。他的母亲劳拉·哈登试图警告社区海洛因的危险，但她的呼声几乎无人理睬。人们不愿相信，海洛因会侵入他们孩子的生活。
斯宾塞·芒鲍尔在入狱前，向家长们分享了他隐藏毒品的技巧：藏在电脑里、空记号笔里、袜子里，以及穿在牛仔裤下的运动短裤口袋里。他警告家长们清理药箱里所有名字中带有“酮”（-codone）的药物。尽管他的母亲金杰·芒鲍尔将他送往了15个不同的戒毒中心，但斯宾塞还是在毒品的世界里沉沦了八年。
在斯科特·罗斯死前，两人已有三年未见。他们只是在隐秘谷的派对上认识的“毒友”。斯宾塞为斯科特联系了毒品交易，这场交易最终导致了斯科特的死亡，也让斯宾塞和他的室友毒贩锒铛入狱。
2012年，随着斯宾塞入狱，隐秘谷其他吸毒的年轻人仍在继续他们的危险游戏。2012年秋季的一项调查显示，罗阿诺克地区6.4%的高中生曾尝试过海洛因，近10%的人曾尝试过非法处方药。
第六章：如同注射耶稣
2010年，普渡制药公司终于推出了奥施康定的防滥用配方。这种新药片被设计成一旦试图碾碎就会变成凝胶状，无法被吸食或注射。这正是芭芭拉·范·罗扬等受害者家属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改变。然而，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那些已经对阿片类药物产生依赖的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了更便宜、更容易获得的海洛因。
在罗阿诺克市郊区的青少年中，他们称绿色的80毫克奥施康定为“绿色哥布林”。当这些药片变得难以滥用和昂贵时，“所有以前卖药片的都开始卖海洛因了。”
许多受访的郊区成瘾者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童年时都曾服用过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药物，如利他林或阿得拉。斯坦福大学的成瘾医学专家安娜·莱姆克博士指出，让年幼的孩子习惯于通过服药来解决问题，可能会使他们成年后更容易滥用更危险的药物。这种“万能药丸”的文化叙事，为阿片类药物的泛滥铺平了道路。
一位化名“布莱恩”的隐秘谷高中生，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讲述了他的经历。他17岁时开始依赖药片，经常从他负责搬家的老年客户的药箱里偷药。20岁时，一个同事向他介绍了海洛因。他第一次注射时的感觉是：“就像把耶稣注射进你的手臂。你的脑海里会有一片白光的爆炸。你漂浮在云端。你还不知道，第一次是最好的。之后，你只是在追逐第一次的快感。”
在六个月内，他花光了为上大学攒下的8000美元。当他在父母面前承认自己对海洛因上瘾时，他们震惊了。
在“家庭互助匿名会”上，两位来自富裕家庭的母亲——杰米·沃尔多普和德雷娜·班克斯——相遇了。杰米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妻子，她的两个儿子都从药片转向了海洛因。为了给孩子们治疗，他们花费了超过30万美元。德雷娜的儿子科尔顿·班克斯，也曾是杰米儿子的“毒友”。
2012年11月，就在科尔顿准备戒毒的前几天，他因过量服用从一个中年成瘾者那里获得的羟考酮而死亡。这个中年人从一家罗阿诺克的疼痛诊所一次性获得了数百片药。在儿子的葬礼上，德雷娜向在场的年轻人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不要躲藏……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在这里帮助你们，我们会一起度过难关。”
然而，悲剧仍在继续。杰米的小儿子克里斯托弗在科尔顿死后不久也复吸了。杰米听从了德雷娜的建议，突袭了儿子在阿什维尔的公寓，发现了他藏匿的海洛因。在母亲的坚持下，克里斯托弗同意前往蒙大拿州一个基于禁欲的野外康复中心。这一次，他似乎真的准备好了。“我厌倦了偷窃，我受够了，”他说，“这一次，我是为自己（戒毒）。”
截至本书写作时，克里斯托弗已保持了四年的清醒。
第七章：FUBI
2012年底，在风景如画的雪兰多山谷小镇伍德斯托克，警长布伦特·卢茨发现他宁静的家乡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短短几个月内，当地的毒品问题“就像打开电灯开关一样”，从滥用处方药片急剧转变为海洛因泛滥。三名年轻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医院报告了首例阿片类药物依赖新生儿。
卢茨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追踪一个新来的贩毒团伙。线索指向了一个名叫“D.C.”的神秘头目，他通过两名在当地家禽加工厂工作的“工作释放”项目的前罪犯，查尔斯·史密斯和皮特·巴特勒，来分销毒品。
这个家禽加工厂成了当地警察的“眼中钉”，工厂雇佣了大量有犯罪记录的工人，却缺乏有效的监管。警察们开玩笑说：“别建什么墨西哥边境墙了，真该在乔治鸡肉厂周围建一堵墙。”
随着调查的深入，联邦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ATF）的探员比尔·梅特卡夫也加入了进来。他和卢茨联手，开始揭开这个贩毒网络的内幕。他们发现，这个团伙的规模和组织性远超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案件。
2013年3月，一次偶然的交通追逐战带来了突破。一名与该团伙有关的罪犯德文·格雷在逃逸后，为了获取枪支而联系了警方的线人。梅特卡夫抓住机会，设计了一场“以枪换毒”的卧底行动，成功逮捕了格雷。
被捕后，格雷立刻供出了他的上家。他告诉梅特卡夫，“D.C.”的真名是罗尼·琼斯。
琼斯控制着雪兰多山谷西侧的海洛因供应，而另一名头目“纽约”（真名卡里姆·肖）则控制着东侧靠近华盛顿的地区。他们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通过一个在哈林区设有加工点的多米尼加贩毒网络流入。这些海洛因被压成曲棍球状的圆盘，巧妙地藏在品客薯片罐里，由年轻女性乘坐唐人街巴士运送至弗吉尼亚州。
琼斯本人对海洛因充满恐惧，他从不吸食，甚至在手下分装毒品时，也会戴上橡胶手套、护目镜和口罩。但他很快发现，将在哈林区以65美元购得的一克海洛因，在伍德斯托克可以卖到800美元。他被另一种毒品——金钱——深深吸引了。
梅特卡夫对卢茨说：“伙计，这让我想起了《火线》。”
这个被联邦探员非正式命名为“FUBI”（“F*ck You. Bring It.”的缩写，源于一名嫌犯对梅特卡夫的挑衅）的贩毒团伙，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毒品生态。以前，当地的吸毒者需要开车两小时去巴尔的摩购买海洛因，现在毒品就在家门口。杰西·博尔斯特里奇和他的朋友丹尼斯·佩恩特也成了这个网络的受害者。
探员们在办公室的墙上钉满了嫌犯的照片，绘制出复杂的组织结构图。他们知道，要摧毁这个网络，就必须挖出在纽约的源头。一个名叫“麦克”的神秘供应商，成了他们下一个目标。
第八章：这该死的一切从未停止
2013年6月，在经过数月的监视和卧底行动后，执法部门终于收网，逮捕了罗尼·琼斯。这次行动几乎没有悬念。琼斯早已察觉到自己被警方盯上，并采取了一系列反侦察措施，比如更换手机号码、将车停在离公寓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只与少数几个下线交易。然而，当他的一名主要分销商，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在从他那里购买了20克海洛因后被捕时，琼斯的贩毒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琼斯被捕后，他的贩毒生意并没有停止。他在狱中通过电话继续指挥毒品交易，并在一通被录音的电话中对女友说：“这该死的一切从未停止。”
在审讯中，另一名头目卡里姆·肖为了获得减刑，向探员比尔·梅特卡夫透露了一个关键线索。他提到了一部关于哈林区街头生活的纪录片《东哈林地狱》，并告诉梅特卡夫，他们的纽约供应商“麦克”就在影片中出现过。
梅特卡夫在YouTube上找到了这部影片。在影片的第30分钟左右，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红色连帽衫的年轻人，他就是“麦克”。虽然影片只称他为马特·杜吉，但这为梅特卡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觉线索。
通过调查肖支付给麦克的汇款记录，梅特卡夫发现这些钱都是由一个女人在全国各地的MoneyGram网点领取的。通过追踪这些交易，他最终锁定了一个地址，并与纽约市的缓刑记录进行比对，找到了一个名叫马修·圣地亚哥的缓刑犯。照片对比证实，他就是“麦克”。
梅特卡夫在布鲁克林的一栋公寓楼外逮捕了圣地亚哥。当时，他正在遛狗。
最终，琼斯被判处23年监禁，肖因合作获得18年，而圣地亚哥作为“翻转者”而非直接分销商，被判10年。
然而，正如圣地亚哥在被押送时对梅特卡夫所说：“你什么也没改变。这该死的一切不会消失。” 他是对的。琼斯和肖的团伙被摧毁后，当地的吸毒者们只是重新回到了去巴尔的摩的“海洛因高速公路”上。
在这场风暴中，最悲惨的牺牲品是杰西·博尔斯特里奇。2013年9月，就在他准备再次前往佛罗里达州戒毒所的前两天，他与最好的朋友丹尼斯·佩恩特一起，从琼斯贩毒网络的一个下线那里购买了海洛因。丹尼斯当时正处于严重的戒断状态，而杰西则决定将这作为他戒毒前的“最后一次狂欢”。
第二天早上，丹尼斯发现杰西昏倒在浴室里，针头还插在手臂上。他拨打了911，但为时已晚。当警长布伦特·卢茨赶到现场时，杰西的尸体已经僵硬。浴室梳妆台上的手机响了，是戒毒所打来确认他第二天抵达时间的电话。
杰西的死，是2013年全美8257起海洛因相关死亡事件之一。而这些死者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和他一样，始于一片小小的处方止痛药。
就在杰西死前一个月，FDA批准了一种新的高强度氢可酮止痛药Zohydro ER，尽管其专家小组以11比2的投票结果表示反对，认为该药缺乏防滥用设计，可能重蹈奥施康定的覆覆辙。FDA的结论是：“该产品的益处大于风险。”
第三部分：一个破碎的系统
第九章：打地鼠游戏
即使像罗尼·琼斯这样的大毒枭被捕入狱，罗阿诺克市郊区的海洛因市场也并未消失。需求依然存在，新的供应者很快就填补了真空。正如一位联邦检察官所说，打击毒品交易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你打掉一个，另一个马上又冒出来。
新的毒品运输者中，有一位名叫阿什琳·凯斯勒的年轻女性。她曾是一名拥有刑事司法学位的律师助理，也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但在生下儿子后，她因处方止痛药成瘾，最终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她利用自己“一个开着好车的白人年轻女孩”的身份作为掩护，每周三到四次往返于罗阿诺克和新泽西州纽瓦克之间，为当地的贩毒网络运输大量海洛因。她的身体对海洛因有惊人的耐受力，在毒瘾最严重时，她一天要吸食五六十包。
最终，警方通过在她车上安装的GPS追踪器，在她一次从纽瓦克返回的途中将其抓获。车上发现了722包海洛因。阿什琳被判处七年半监禁。
与此同时，我们之前提到的苔丝·亨利的故事，也进入了更黑暗的篇章。2014年10月，DEA将氢可酮类药物（如维柯丁）升级为更严格管制的二类药物，这使得像苔丝这样的药片成瘾者更难获得药物。她的毒贩告诉她：“试试这个——更便宜，也更容易搞到。”
那个“这个”，就是海洛因。
苔丝很快从吸食转向注射。为了维持每天200美元的毒瘾，她开始为毒贩做“中间人”，招募和销售给新的使用者。然而，她还是在一家商店偷窃时被捕了。
在监狱里，一次常规的尿检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苔丝怀孕了，而且已经接近第三个孕期。她对此一无所知，因为长期的毒品滥用早已让她的生理周期紊乱。
2015年6月，苔丝出狱时，该地区正面临新一波的过量死亡潮。罪魁祸首是芬太尼，一种比海洛因强25到50倍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这种药物从中国通过邮购流入美国，被毒贩掺入海洛因中以增强其效力，或者直接压制成看似是其他药物（如Xanax或羟考酮）的假药。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罗阿诺克市警察局长克里斯·珀金斯决定效仿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的模式，发起一个名为“希望倡议”（Hope Initiative）的项目。该项目的核心理念是：将吸毒者视为病人而非罪犯，为他们提供进入治疗的渠道，而不是手铐。
项目的协调人之一，是珍妮·安德伍德。她的儿子博比·贝利斯，就在2015年6月那波芬太尼浪潮中丧生。作为一个在医疗系统工作却仍无法挽救自己儿子的母亲，珍妮深刻体会到现有治疗体系的支离破碎和无力。她和其他志愿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杰米·沃尔多普——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为那些仍在苦苦挣扎的家庭带来一丝希望。
第十章：阈限状态
苔丝·亨利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里，进入了一家愿意接收孕妇的私人戒毒中心。在那里，她开始接受药物辅助治疗（MAT），服用一种名为Subutex（丁丙诺啡的一种形式）的药物。这种药物可以抑制戒断症状和毒瘾渴望，而理论上不会产生快感。
幸运的是，她的儿子出生时非常健康，没有出现新生儿戒断综合症（NAS）的症状。NAS是指出生于阿片类药物依赖母亲的婴儿所经历的痛苦戒断过程，症状包括无法安抚的哭闹、肌肉僵硬和喂养困难。
然而，出院后，苔丝和她母亲帕特里夏发现，获得持续的MAT治疗极其困难。苔丝去的诊所只收现金，初诊700美元，后续每次90到100美元。尽管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MAT是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金标准”，可以使过量死亡风险降低一半，但它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首先是文化上的偏见。在许多十二步法（如戒酒匿名会AA和戒毒匿名会NA）的圈子里，使用MAT被视为“不干净”，认为这只是用一种毒品替代另一种。苔丝在参加NA会议时，就因为服用丁丙诺啡而遭到排斥，没有人愿意做她的“互助伙伴”。
其次是系统性的障碍。联邦法规限制了每位医生可以治疗的MAT患者数量，导致许多诊所人满为患，候诊名单长得望不到头。许多戒毒中心，尤其是那些基于信仰和禁欲模式的中心，完全禁止使用MAT。法庭系统，特别是许多地方的“毒品法庭”，也拒绝允许参与者使用MAT，尽管科学证据明确支持其有效性。这在执法部门和医疗界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
此外，丁丙诺啡的黑市交易猖獗，尤其是在阿巴拉契亚地区。一些不负责任的诊所为了牟利，过度开药，甚至与苯二氮䓬类药物（如Xanax）合开，制造出危险的“凯迪拉克快感”。
苔丝就是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系统中挣扎。她在产后不久复吸，再次进入戒毒中心。出院后，她没有稳定的住所，也无法找到一个允许她带着孩子并接受MAT的“清醒生活之家”。
杰米·沃尔多普将吸毒者愿意接受帮助的短暂时刻称为“阈限状态”（liminal phase）。她说：“你只有很短的时间窗口，必须趁热打铁。”
但对于苔丝来说，这个窗口一次又一次地关闭了。她与家人关系紧张，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最终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她的母亲只能通过Facebook的私信追踪她的行踪，看到的却是她与毒贩和“毒友”之间令人心碎的对话。
第十一章：电子表格上的希望
2017年初，“希望倡议”正式启动。志愿者们，包括珍妮·安德伍德和杰米·沃尔多普，准备了一份详尽的电子表格，上面列有美国东南部36家戒毒和后期护理机构的信息。他们的计划是，当吸毒者前来求助时，他们可以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床位情况，迅速联系合适的机构。
然而，现实远比电子表格复杂。在项目开始的第一个月里，有22人前来求助，但没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住院治疗。珍妮因为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甚至因眩晕症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第一个“成功”案例的出现，花费了数周的努力。一名叫“约翰”的年轻人是珍妮死去的儿子博比的朋友。他因吸毒在家中出现严重戒断反应，被送往医院。珍妮在急诊室陪了他八个小时，安抚他，并为他联系了排毒中心。然而，即使进入了排毒中心，约翰仍然想中途放弃。最终，在珍妮和另一位志愿者的精心策划下，他们以“门诊咨询”为名，将约翰“骗”到了一场家庭干预会，并最终说服他登上了前往外州戒毒中心的飞机。
这个过程暴露了治疗体系的无数漏洞：床位短缺、官僚主义、家庭成员的无助和“共同依赖”。
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终于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允许居民无需处方即可购买过量逆转药物纳洛酮（Narcan）。但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保守的圣经地带，“减少伤害”（harm reduction）的理念，如针头交换项目和安全注射点，仍然步履维艰。
苔丝·亨利的故事仍在继续。她与好友乔伊·吉尔伯特一起在罗阿诺克市的街头流浪。乔伊也曾是隐秘谷的学生，一个充满活力、热爱艺术的女孩。在“希望倡议”的帮助下，乔伊曾多次尝试戒毒。一次，她决定进入一家免费的、基于信仰的戒毒中心，但该中心要求入住者完全“干净”，不能服用任何药物，包括MAT。
为了进入这家中心，乔伊试图自己逐渐减少Suboxone的用量。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她的父亲丹尼·吉尔伯特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通话时，乔伊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不想死！”
2017年3月26日，乔伊因过量吸食非法美沙酮而死亡，年仅27岁。
在乔伊的追悼会上，帕特里夏·梅尔曼坐在长椅上，为乔伊的家庭感到心痛，也为自己的女儿苔丝感到恐惧。她知道，苔丝也可能随时走向同样的结局。
就在那时，苔丝还在拉斯维加斯，为了毒品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帕特里夏和杰米想尽办法，为她联系了内华达州的一家戒毒中心。苔丝的祖父同意支付12000美元的治疗费用。在所有人的努力下，2017年2月，苔丝终于被送进了这家戒毒中心。
她的母亲帕特里夏将这种情况比作一个气球，旁边悬着一根针。“就像在说，‘亲爱的上帝，求求你，请不要戳破这个气球’，”她说，“因为你没有任何爱可以施加给他们，没有任何拥抱大到足以改变那种药物的力量；它的控制力和破坏力超乎想象。”
第十二章：兄弟，无论对错
在监狱里，罗尼·琼斯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他的故事揭示了刑事司法系统和囚犯重返社会体系的深层裂痕。
琼斯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廉租房中长大，母亲是护士，父亲和叔叔都吸食毒品。他从小就与权威作对，在16岁之前换了十所学校。高中时，他因盗窃和持有赃物而被判重罪，这让他很难找到合法工作，连汉堡王和沃尔玛都拒绝了他。在表兄的引诱下，他开始贩卖可卡因，因为他发现贩毒一天赚的钱比在超市打工两周还多。
第一次入狱后，他在狱中完成了高中学业，并学习了电脑维修。出狱后，他曾在T-Mobile工作，但因有重罪记录而无法晋升。他的弟弟托马斯，一位成功的说唱歌手，曾资助他创业，并劝他保持耐心。但对琼斯来说，合法的道路太慢了。最终，他因信用卡欺诈再次入狱，并因此被送往伍德斯托克的“工作释放”项目。
他声称，在伍德斯托克，他曾想开一家小餐馆或电脑维修店，但都因有犯罪记录而被房东拒绝。当时，他背负着5000美元的医疗账单和2万美元的法庭罚款。于是，他决定重操旧业，暂时贩毒，直到还清债务，然后“金盆洗手”。
琼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他只是一个“批发商”，为当地已经存在的市场提供了更便宜、更安全的货源，避免了人们去巴尔的摩冒险。他将责任推给了滥用药物的吸毒者，这种逻辑与普渡公司将其产品的滥用归咎于成瘾者如出一辙。
琼斯的故事凸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每年有数千名囚犯重返社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障碍的系统。高昂的法庭费用、就业歧视、缺乏有效的重返社会支持，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他们重新犯罪的风险。正如琼斯的弟弟所说：“监狱不会改造你，也不会让你轻易找到工作。我真的相信他们不让你轻易找到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让你回来，因为在很多地方，监狱已经成了新的工厂。”
与琼斯的失败形成对比的是，在伍德斯托克以北的温彻斯特市，该地区第一个“毒品法庭”正在启动。这个项目不仅将罪犯与治疗（包括MAT）联系起来，还为他们提供住房和交通支持，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这表明，一种更注重康复而非惩罚的模式是可能存在的。
但对于罗尼·琼斯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他被判处23年监禁，他相信自己成了制度的替罪羊。
当克里斯蒂·费尔南德斯得知琼斯甚至不记得她儿子杰西的名字时，她明白了，对于这个贩毒网络的顶端来说，杰西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琼斯和普渡公司的销售代表一样，都未能看到他们所贩卖的商品造成的毁灭性伤害。
第十三章：弃儿与出路
早在1925年，精神病学家劳伦斯·科尔布就曾提出，成瘾只影响那些天生有人格缺陷的人。尽管他后来修正了这一观点，承认“正常人”也可能因接触阿片类药物而成瘾，但这种将成瘾者视为罪犯而非病人的观念，至今仍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对待成瘾问题上，一直在治疗和惩罚之间摇摆。从用吗啡戒断鸦片酊，到用海洛因戒断吗啡，再到《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开启的严厉禁令时代，以及后来的“毒品战争”，这个国家似乎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为什么这场危机被允许 fester and gain such force？为什么CDC直到2016年才发布自愿性的处方指南，其内容与芭芭拉·范·罗扬十年前的呼吁如出一辙？为什么美国医学会花了二十年才正式建议废除“疼痛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的标准？
答案复杂而多面，但核心在于一个由制药公司营销、医疗体系惯性和政治冷漠共同构筑的破碎系统。
在危机的发源地——阿巴拉契亚中部，希望的火种并未熄灭。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全国最大规模的免费医疗外展活动——“偏远地区医疗”（RAM）。数千名没有保险的居民在这里排队数日，以获得基本的医疗、牙科和眼科护理。
活动结束后，当地一家名为“健康马车”（Health Wagon）的非营利组织的二十名员工，继续驾驶着他们那辆老旧的房车式移动诊所，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上，为被遗忘的社区提供服务。该组织的负责人，护士执业医师特蕾莎·加德纳·泰森，见证了太多因缺乏医疗保险而导致的悲剧。一位45岁的病人，因无力支付治疗费用，死于丙型肝炎引发的肝衰竭。在政治家们就医疗改革争论不休时，泰森和她的团队正在用最基本的方式，缝合这个国家安全网上的巨大漏洞。
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官员苏·坎特雷尔博士——二十年前最早发出警告的人——正在努力推动针头交换项目，以遏制丙型肝炎和艾滋病的蔓延。尽管面临着来自执法部门和当地政客的巨大阻力，她仍然坚持了下来。
匹兹堡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唐·伯克的研究预测，如果没有戏剧性的干预，未来五年内，将有另外30万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他指出，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的增长曲线呈现出持续的、指数级的上升。过去，当公众对某种风险的认知增加时，尝试行为会减少。但对于阿片类药物，“不要碰这该死的东西，一点都不要碰”的信息，尚未深入人心。
在田纳西州，一个由学者、医生和社区领袖组成的联盟，成功地在一个保守的乡村社区建立了一家名为“跨山康复”（Overmountain Recovery）的诊所，提供美沙酮等MAT治疗。诊所的联合负责人史蒂夫·洛伊德医生，本人就是一位康复中的阿片类药物成瘾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充满敌意的社区居民解释成瘾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在一次社区会议上，当一位女士质问他“我们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次机会”时，洛伊德引用了《圣经》中的话回答：“七十个七次。”
尾声：士兵病
斯宾塞·芒鲍尔在2017年2月出狱，七年的清醒生活让他看起来健康而强壮。他用武术代替了毒品，并计划在一家综合格斗工作室开始新的生活。然而，重返社会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监狱生活给他留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斯科特·罗斯的母亲罗宾，仍然沉浸在悲痛中。她搬离了那栋充满回忆的房子，但那里的院子里，向日葵仍在自顾自地生长——有些高达八英尺，仿佛是她儿子不屈的纪念碑。
“希望倡议”仍在艰难地运作。一年中，有132名吸毒者前来求助，但只有不到十人进入了住院治疗并保持清醒。
在与家人失联数月后，苔丝·亨利的悲剧故事走到了终点。2017年圣诞节前夕，她还与母亲帕特里夏互发短信，说她准备回家了。然而，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帕特里夏接到了拉斯维加斯警方的电话。
圣诞夜，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在拉斯维加斯一个公寓大楼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苔丝的尸体。她赤身裸体，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身上有被焚烧的痕迹。死因是头部钝器创伤。
苔丝的死，成了这个破碎系统最残酷的注脚。她的家人因悲伤而四分五裂，仍在争论着“帮助”与“纵容”的界限。她的父亲认为她得罪了毒贩或皮条客，而她的母亲则坚称，在真相大白之前，任何指责都是不公的。
一位在拉斯维加斯帮助性工作者的前吸毒者说，苔丝很可能成了帮派暴力的受害者。这些帮派会胁迫像苔丝这样的女性为他们卖淫，如果不从，就会遭到暴力甚至杀害。
12月30日晚，苔丝的遗体被运回了罗阿诺克。帕特里夏在殡仪馆里，最后一次抚摸着女儿的头，跟她的“诗人”告别。那天是苔丝的29岁生日。
帕特里夏将女儿生命中的珍宝——她儿子的照片、一件她最喜欢的婴儿连体衣、几缕爱犬科达的毛发，以及一枚沙钱——轻轻地放进了她穿着的背心里，作为最后的告别。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