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成瘾与戒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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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 David T. Courtwright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 戴维·考特莱特 - 摘要

成瘾物质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也让商界与皇室的权贵阶级赚取了超乎想象的暴利与权力。

 

绪论

1926年7月13日，恶习缠身的柯隆波住进费城综合医院。医生安排他前往强制戒毒病房报到，这是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他每天要吸将近7克的鸦片，抽80支香烟，喝两杯咖啡或茶，灌下1升多的威士忌。柯隆波告诉实习医生，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他之所以抽鸦片，就是为了醒酒。

不过，他说他可不沾真正害人的东西，不吸可卡因，也不碰巴比妥酸盐，“我不沾鸦片以外的毒品”。看他胳臂和大腿上满是皮下注射的疤痕，就知道他在撒谎。也许他不是存心要骗医生，只是为了顾及面子，因为那个年代的鸦片瘾君子认为打针吸毒是等而下之的。

柯隆波仍是个有固定职业的人。他夸口说，鸦片瘾并未影响他的意志力，也不影响他的工作能力，还说自己是烈酒商。身为美国公民而敢这么说，可不简单，因为1926年的美国并没有官方认可的烈酒商存在。

实习医生观察到，柯隆波的胃口也没受到鸦片瘾的影响，33岁的他体重高达125公斤，“他胸围宽广，腹部大而下垂”。想想他的体重和“日进三至五餐”的食量，再考虑他吸入的鸦片、香烟，喝下的咖啡、茶、威士忌的分量，就知道他简直是醒着的每一刻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人。柯隆波过的是一种持续接受多种生理刺激和感官享受，连古代任何一位极尽富裕、专横、糜烂之能事的帝王、暴君、统治者都望尘莫及（想来也不会长寿）的生活。

然而，柯隆波只是一介平民，是个收入马马虎虎的小本私酒贩卖商。他活在20世纪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都市里，而这个国家却能在短短的历史当中，制造和大量营销五花八门官能享受，真可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就在他挂号住院的同时，从化学物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层面来看，全世界也有数百万名小老百姓得以过着500年前连最富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生活方式。

我把这种发展叫作“精神刺激革命”（psychoactive revolution）。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史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1500~1789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本书不仅叙述这断时期的商人、殖民者，以及其他权贵阶级如何成功汇集世界各地的精神刺激物质（亦即提神或麻醉物质），也探讨为什么他们的后代子孙明知有暴利及重税可图，却要改弦更张，决定管制或禁止多种（不是全部的）瘾品自由流通。

虽然以“瘾品”（drugs）一词来涵盖毒品滥用与上瘾的问题是极不恰当的，但它也有一大好处：简单扼要。许多为报章杂志定标题的人之所以罔顾药剂师们的愤怒反对，一直沿用这个词汇，原因之一即是他们需要比“麻醉性药品”更简洁的名称。本书则是将“瘾品”当作一个便于使用的中性名词，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因此，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都算瘾品，海洛因、冰毒，以及许多其他半合成物质与合成物质，也在其列。这些东西本来并没有害处，但都可能被滥用，也都是有利可图的资源，而且都成了（起码有可能变成）全球性商品。

随意翻阅瘾品史，或许还看不出这事实。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针对某些特殊瘾品，或存在于特殊环境中的瘾品类别所进行的，例如日本茶、俄国伏特加酒、美国毒品等。本书试图将这些零星的研究凑在一起，并将许多历史片段串成一幅完整图像，对全世界精神刺激物质的发现、交易与利用做一番交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曾在其著作《瘟疫与人》（1976年出版）中广泛探讨了疾病的流传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冲击，本书的宗旨也在针对瘾品做类似的研究。疾病与瘾品的流传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外地输入的酒类曾严重危害原住民的健康，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重大差异，麦克尼尔书中提到的事件多属偶然酿成的不幸；虽然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会经过人体的接触传播而使人丧命，但通常不是有意促成。瘾品栽培与制造的蔓延现象却绝对不是意外，大多是人类蓄意所为，其次才是靠生物在无意间传播开的。

本书第一部分叙述世界各地主要的精神刺激物资如何汇集，焦点放在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烟草、鸦片、大麻、古柯叶、可卡因、糖（是许多瘾品的主要成分）。这些一度受限于地理因素而无法流通的物资，现在都于不同时地进入全球贸易的潮流之中。例如咖啡的原产地是埃塞俄比亚，先传入阿拉伯，然后遍及伊斯兰教世界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欧洲人再把喝咖啡的习惯和咖啡豆带到美洲。到了19世纪末期，美洲栽种的咖啡已占全世界咖啡作物的70%，而欧洲的栽种者与殖民者则雇用签了卖身契的奴工，成功地在南北半球栽种药用作物。这些奴工集体耕作的结果，扩充了全球瘾品的供应量，瘾品价格也因之下跌，吸引数百万手头不甚宽裕的买主涌入市场，也使瘾品消费平民化了。

然而，并非所有瘾品的传播历程皆是如此。在精神刺激物资的贸易史上，藏有一段经常为人忽视的故事，例如许多地域性常见植物——卡瓦、槟榔、卡特（一种阿拉伯茶叶）、佩奥特（印第安人用的一种仙人掌）——并没有像酒类或鸦片那样成为全球流通的商品。昔日由欧洲海外扩张势力促成的全球瘾品贸易是极有选择性的，基于流通周期有限，或对药性存有文化偏见等原因，欧洲人宁可忽视或禁止栽种某些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新奇植物，只有他们觉得有用的、可以接受的，才在世界各地种植、买卖，此举至今仍对社会与环境造成显著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瘾品与贸易，也提到作为医疗和娱乐产品的精神刺激物。许多瘾品最初都是昂贵稀有的医疗品，对人类和动物的各种疾病具有疗效。等到有人发现它们能带来快感、改变意识状态之后，这些瘾品便脱离医疗范畴，迈入大众消费的领域，这种情况也改变了瘾品流通遭到政治力介入的程度，于是酒精、烟草、安非他明，以及其他精神刺激物广泛成为非医疗用品一事，便引起了争议、警惕和官方干预，各国纷纷设法为瘾品的医疗用途与非医疗性滥用立下区分标准，这套标准最后也就成为国际瘾品管制系统的道德与法律基础。

管制系统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瘾品忽然变成了既危险又赚钱的产品。它们不是“耐久商品”，很快就会被依赖者消耗殆尽，然后迅速补货，使用者经常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体验第一次接触的药效。换句话说，销售量也会随之增加。改良式蒸馏器、皮下注射针筒、掺入瘾品成分的香烟等这些新发明，都是为了让瘾品里头那些经过提炼的化学物质能够更有效、更迅速地进入消费者脑部，并使供货商能够获取更高利润而制造的。市场竞争也带动了更多的发明与广告的普及，制造商则是想尽方法压低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强产品吸引力。瘾品售价下跌、诱惑力上升之后，更吸引了数百万名新的消费者，还为相关企业（例如强制戒毒治疗中心、打火机厂商）制造了牟利机会。瘾品贸易及其外围事业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分化之后的现象，而且发展重心渐渐偏离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而着重于提供快感与情绪上的满足。套句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的话来说，瘾品贸易乃是盛行于一个饥渴心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探讨的是瘾品与权力的关系，并说明精神刺激物质的买卖，如何让商场上与皇室里的权贵阶级赚取超乎普通商业利润的暴利。这些权贵阶级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瘾品来控制劳工、剥削原住民，例如鸦片可使华工持续处于负债与依赖状态，酒精可引诱原住民拿皮货来交易、把俘虏当奴隶出售，以及让渡土地。近代初期的政治权贵都知道，瘾品是可靠的收入来源。统治者起初虽然敌视新的瘾品（认为嚼烟草是极其恶劣的外来癖好，贵族不屑为之，有时还会处决嚼食者），后来却心甘情愿迎接不断扩张的瘾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与专卖利益，只因其利润大得超乎他们的想象。到了1885年，英国政府的总收入有将近一半来自烟、酒、茶的税收，欧洲殖民帝国莫不以瘾品税作为主要财政后盾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国库根本。

政坛掌权者通常不会把能下金蛋的鹅宰掉。然而，过去100年中，他们却以国内立法与国际协商的方式，选择性地放弃合法瘾品贸易课税政策，目的是要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与禁令。本书最后两章将讨论现代化压力、医学发展、政治运作等因素如何刺激许多国家改弦更张，以及他们为什么只针对某些瘾品设限。这场反精神刺激物资的革命行动说来颇为诡异，那就是大家尽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合法购得烟酒，但要轻易且合法取得大麻或海洛因这类瘾品就办不到了。

撰写世界史的过程，好比是用低倍显微镜管窥世界，观察者固然看得见采样的大部分，但只能在牺牲细节的情况下看得到。要避免叙述流于单调，就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插入某桩特殊事件或某个特别人物，再回头描绘全貌。总之，这就是本书的叙事风格，除了取材自历史、社会学及科学文献的概论之外，也举出不少具体事例及若干个案研究来支持这些论述，其中包括安非他明的普及化、詹姆斯·杜克与烟草业、印度酒税、俄罗斯禁酒失败的故事。每个事件都可当作一则寓言，足以说明瘾品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原则。

探讨这个主题必须有所取舍，我的目的是想指出并说明过去这500年间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无意写成一部囊括所有精神刺激物的瘾品通史，因为瘾品的种类实在太多，不可能尽述——尤其自从德国最早的精神药物学家路易斯·莱温于1929年逝世以后，就无人能够胜任此项艰巨任务了。在此应该声明，我只引用了浩瀚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书中提供的数据仍然十分可观，读者将可借此了解瘾品在近代世界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力。

第一篇 瘾品资源大汇集

三大宗： 酒精、烟草、咖啡因

越洋贸易大肆拓展，是近代史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一些原本只生长在某大陆或某半球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从此传播到外地，大大影响了人口结构与生态环境。例如有了马铃薯和玉米这类原产于美洲的粮食，欧洲和亚洲人口才得以迅速增加；天花和麻疹等欧洲传染病夺走了数百万美洲原住民的性命，死亡人口则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填补。

疾病的互传固然为欧洲带来好处，但通常都是意外造成的。植物的传播有时虽属意外（为长满外来植物的花园除过杂草的人都深通此理），但是含有精神刺激成分的植物、产品，及其加工技术的远播，却很少出于偶然。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大麻、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

葡萄酒

选择性地栽种酿酒葡萄，即是全球贸易流通的一个例证。葡萄栽培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6000至前4000年间，发源地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多山地区，也就是现今亚美尼亚境内。到了公元前15世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一带的商业葡萄酒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进入公元以后，酿酒业也盛行于地中海地区，所以《圣经》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数不下165次。

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由于教义中谴责葡萄酒是撒旦制造的邪物，致使北非和中东地区不敢栽植葡萄，但中古时代欧洲饮酒和酿酒的风气依然盛行。后来希腊的葡萄酒又随希腊正教一起传到了俄罗斯；据《基辅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曾因俄罗斯老百姓嗜酒而反对伊斯兰信仰。葡萄酒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也是欧洲贵族偏好的饮料（平民百姓大多饮用自制麦酒或啤酒），更是肮脏饮水的安全替代品——自有文明以来，水污染可能是危害人类健康最甚的因素，所以《圣经》上讲到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用酒而非水来为受伤的旅人清洗伤处，绝非巧合。

葡萄的栽培也传入印度北部和中国，但两地喝葡萄酒的风气始终不如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由于基因上的细微差异，大约半数亚洲人体内会制造一种不完全代谢酒精的非活性酶，而在饮酒之后出现脸部红热、心跳加剧、头晕恶心的“酒精潮红反应”。反应较轻、较慢的人偶尔还会小酌两杯，但反应快的人则容易引发急性酒精中毒，于是只好对酒敬而远之。虽然许多研究者对酒精潮红反应如何妨碍饮酒风气这件事情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有些人认为它的确延缓了葡萄栽培业与其它酒精饮料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何况中国人也不太需要用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来取代污染的饮水，因为他们喝的是以沸水冲泡而成的茶。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品种的葡萄株被成功移植到大西洋东边的一些岛屿，因此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所提到的加那利指的是葡萄酒，而不是加那利群岛。15世纪时，哥伦布曾在南美洲试栽葡萄，但没有成功，直到16世纪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人远征墨西哥后，欧洲品种的葡萄株才被成功引进墨西哥。墨西哥原产葡萄和所有美洲本土葡萄一样，都有颗粒小、果皮硬、果肉酸、口味差的特性，并不适合酿酒，科尔特斯移植的则是他父亲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带来的品种，也是历经7000年人工选种得来的优良品种，果粒大、肉质软、甜度高、风味佳。

1524~1556年间，酿酒葡萄向南传至秘鲁和智利，并且越过安第斯山脉进入阿根廷（由当地一位耶稣会教士引进）。后来传教士又于18世纪70年代将酿酒葡萄传入美国的加州北部，不到100年间，此地就成为世界重要产酒区之一，产品输出远及澳大利亚、中国、夏威夷、秘鲁、丹麦和英国。

1652年，荷兰人在非洲南端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供应站，并将酿酒葡萄的栽培技术传入殖民地好望角，本来的用意是想为船员提供一种既可预防坏血病，又新鲜甘醇的葡萄酒，以取代在船舱储放了3个月的饮用水。后来英国人于19世纪接收了这块殖民地，并加速生产葡萄酒，目的是在取代法国进口酒。英国人也把葡萄栽培引进了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船只陆陆续续抵达这块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船上就载有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移植而来的葡萄株。起初试栽成果并不理想，因为流放于此的犯人都偏爱他们喝得比较习惯的啤酒和烈酒。

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人又于1819年将酿酒葡萄带到了新西兰，此举也是欧洲殖民者与贸易商刻意将全世界植物混合种植的策略之一。伦敦附近的克优花园种植了许多异国植物，那些植物即可证明大英帝国当年是如何主导了改造大自然的戏码，并以皇家船舰作为植物发掘和传播的媒介。例如1789年时，“邦帝号”这艘船上的水手弗莱彻·克里斯琴因为无法忍受船长威廉·布莱而率众叛变，当时船上载有1000株准备运往西印度群岛的面包树，以便提供廉价粮食给奴隶吃。虽然克里斯琴将船长及货物一并扔到海上漂流，但坚忍不拔的布莱船长却保住了性命，并再度将面包树运送成功。

蒸馏烈酒

欧洲船只除了载运新植物，也运送新技术，蒸馏法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古代希腊、罗马人已懂得蒸馏技术，经过阿拉伯人的保存与改良之后，又于公元11世纪由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传入欧洲。15世纪晚期，欧洲开始出版讨论蒸馏技术的书籍，这项技术的相关知识于是得以传扬开来。虽然蒸馏器可以萃取多种植物的精华，但是利用葡萄酒和其他发酵液体来制造烈酒，经济价值更高。容量加大的改良式铜制蒸馏器以及廉价原料（例如蔗糖和波罗的海谷物）的出现，又使得烈酒能够大量生产。到了17世纪中叶，爱尔兰生产的蒸馏酒已远销俄罗斯，荷兰则是这项新兴产业的生产重镇。当时荷兰人已是葡萄酒贸易界的龙头老大，不但拥有效率优良的蒸馏设备，所占地理位置也有利于产品的输出。所以直到今日，烈酒名称依然沿用荷兰文，例如英文“brandy”（白兰地）是荷兰文brandewijn的简写，“Gin”（金酒）源于荷兰文genever（意指有杜松子味的谷制烈酒）。17世纪的英国人将荷兰人视为烈酒业的竞争对手，因而创造出“荷兰勇气”（Dutch courage，意即“酒后胆”）这个词。

大量生产的烈酒是人们获得陶醉感和卡路里的廉价来源。近代初期欧洲人饮用的麦酒、啤酒、葡萄酒往往质量欠佳，容易走味，而白兰地和威士忌非但不会变味，反而越陈越香，为了保存葡萄酒的味道，酒商通常会在其中添加白兰地，以加重或强化其酒精成分。

蒸馏技术可使易于腐烂的农作物不易腐败，例如马铃薯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酿酒业采用的主要原料，采收后的马铃薯只能存放到下一个温暖生长季节来临前，但如果在蒸馏酒厂里（当时德意志帝国共有6000家这种酒厂）将之转化成酒精，就可以无限期保存，还能外销非洲赚取利润。由于各种烈酒运送起来都比啤酒、葡萄酒来得便宜且容易，因此便成为殖民贸易的重要商品。新西兰原住民曾在举杯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时候说道：“她是诸善之源，愿她带给我们大批火药、朗姆酒，更愿这两样东西力道都够强劲。”

欧洲人也把蒸馏器带到了殖民地。“邦帝号”叛变者之一威廉·麦科伊在遥远的皮特凯恩岛（位于南太平洋）落脚后，就把他从船上抢救下来的一只铜锅改造成蒸馏器，结果自作自受，竟因为喝醉酒而坠崖身亡。在太平洋中部岛屿波纳佩海边流浪的欧洲人知道，他们无法仰赖过往的船只供应解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便将椰子汁发酵（他们不久即将这门技术传授给岛民），然后送进蒸馏器，以确保能不断供应烈酒。

殖民地的原住民学会蒸馏技术后，很快就懂得调整配方来迎合自己的口味，有些毛利人就在自酿酒里添加烟草和人尿。不过，最普遍的做法是将进口酒与土产酒混合，至少农业社会是这么做的。19世纪40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

只要在饮酒风气盛极一时的地方，都可听到类似的牢骚。蒸馏烈酒与高酒精成分葡萄酒的大量生产，则使欧洲本地与欧洲以外的社会出现更为恶化的醉酒与酗酒趋势。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只是不知原因何在。发酵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除了北极居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以外，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在尝到蒸馏技术制造出来的烈酒以前，至少都喝得到一种酒精饮料，例如椰子酒、蜂蜜酒、玉米或大麦酿造的啤酒，以及发酵奶。

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14%）和啤酒（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

植物园中的蒸馏设备，1560年之作，作者佚名。临摹自1500年的《简易蒸馏技术之书》的书名页。此书一般称为“蒸馏小书”，作者是斯特拉斯堡的外科医生耶罗尼米斯·布伦施威格。此书和多数有关刺激精神的瘾品及制法的重要典籍一样，不但后来有许多仿效之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

烈酒对某些传统社会危害较其他社会为烈，例如以狩猎采集维生的民族受害的程度，就比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来得严重，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受到团体的约束。喜欢饮酒作乐的北欧人与东欧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后裔，问题也比南欧人多，前者嗜饮谷物酿造的烈酒，后者则是偏好葡萄酒，而且习惯饱腹饮用，酒量也很适中。另外，穷人消耗的金酒则比中产阶级来得多。总而言之，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都会左右酗酒问题的普及程度。

不过，戴维·克里斯蒂安的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普通瘾品一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效力大增以后，就难免导致更严重的滥用现象，这也是瘾品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重要问题。 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关系，正如鸦片与吗啡、古柯叶与可卡因、烟草丝与现代香烟的关系，而瘾品发展史也与武器竞赛史十分雷同，科技不断推陈出新，亦使人类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

烟草

1492年间，哥伦布的远航队中有两名成员看到泰诺族印第安人把一些卷成粗雪茄状的烟叶塞进嘴里吸，从此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烟草这种东西。经过多次接触以后，又发现印第安人还有嚼烟草、嗅烟草的习惯，造成日后数百万名欧洲人竞相仿效。不过，16世纪大半时间里，烟草始终不受重视，在欧洲人眼里只是一种稀奇的植物、异国的瘾品，或由雷利爵士从殖民地带回英国宫廷中的粗俗玩意儿。后来水手们将吸烟草的习惯传入社会底层，以及设在许多港口旁边的酒馆和妓院。西班牙人在经过慎重考虑后，用一艘大帆船将烟草运到菲律宾移植，1575年以后，那儿的烟草便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了。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又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之后，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了。

西非的烟草栽培业大约始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而且是由葡萄牙人引进，他们也因为引进了玉米、豆类、甘薯、烟草，以及其他多种美洲农作物而改造了非洲农业。1590至1610年间，精力充沛的葡萄牙人又将烟草带到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于是烟草的使用与栽培就像一大把石头被扔进池塘后激起的涟漪那样，一波波扩散出去：从印度到锡兰、从伊朗到中亚、从日本到朝鲜、从中国到西伯利亚、从爪哇到马来西亚和新几内亚。1620年时，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

不过，当时烟草还没有成为普及化的消费品，因为价格依然昂贵，一直要到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这是包括瑞典这种小国在内的殖民列强共同的目标）以后才降价。那时烟草产量最大的殖民地是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而且还生产过剩。17世纪20年代初期，烟草的计价方式是每磅若干先令，到了17世纪70年代晚期，则掉到每磅1便士（1先令相当于12便士）以下。同一时期外销英国的烟草平均重量，则从每年将近30吨，增加至9000多吨。

运到英国的烟草大都还会再外销至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率先大量消费烟草的欧洲人，例如1670年荷兰人的烟草平均消费量是每人1磅半，英国人则是1磅多一点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也是17世纪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两大重镇，阿姆斯特丹又比伦敦更前进、更积极，本身的转口贸易也很活络，许多大企业商还把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烟草，与比较廉价的荷兰烟草（长在内陆省份的施肥砂质土壤里）混在一起，再把混合成品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由荷兰烟草进口商独占（这点令英国人恨之入骨）的其他市场。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以后，参与作战的西班牙、英国及荷兰士兵又将烟草引进讲德语的中欧地区，接着再传入北欧、东欧和南欧。除了士兵以外，水手、商人、外交使节、学生、移民、佣工、难民、旅客也都是推动精神刺激革命的先锋队。军中充满出身较低微的单身汉，他们日复一日过着无聊、疲惫、恐惧的生活，于是军队便成为培养瘾君子的天然温床。 经常移防的士兵也将新的瘾品及其使用方法带到他们前往打仗的国家，又将他们从异国学来的瘾品知识带回家乡。

不论吸烟风气是由军队还是其他媒介促成，烟草于17世纪征服欧亚两洲这件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烟草消费者横跨所有社会阶层，大家不分贵贱、不论正邪，一律都能享受烟草带来的快感，至于用牙齿嚼、嘴巴吸还是鼻子嗅，则因阶级、性别、地方习俗而异。第二，政府与教会当局起先都强烈（有时态度十分粗暴）地反对国人使用烟草，后来这种限制也一一被克服。英王詹姆斯一世就曾痛斥烟草是“地狱草”，不准老百姓使用。比较极权的王朝还会行使残酷的刑罚，例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中国的处罚方式是将吸烟者的脑袋钉在尖木桩上；土耳其则把烟斗杆插进吸烟者的鼻子或将他们凌虐至死。

吸烟者除了遭到罚款、鞭刑、截肢、处死与诅咒等威胁之外，每天还会被不沾烟草的人羞辱。虽然如此，还是没有任何事能阻挡吸烟风潮，由于烟草具有强烈的提神作用，极受大众欢迎，最后终于战胜所有法律障碍与排斥情绪。历史学家克尔南说，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19世纪期间，吸烟再度风行于欧洲。到了19世纪50年代，虽然鼻烟依然盛行于瑞典和冰岛，但是烟斗和雪茄的消耗量也迅速成长。20世纪上半叶，香烟更是击败所有竞争者，变成欧洲、美国、土耳其、中国及其他地区共同使用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国际语言或默契。

大家普遍吸烟（尤其是抽香烟）的结果，使得烟草消费量大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中普遍抽烟、各地迅速都市化、性别角色逐渐改变等现象，再加上高明的广告语（例如“来一支好运牌香烟，好运赛神仙”），都为香烟这一场胜仗铺好了路。1930年美国官方出版的《烟草业年度调查》报道美国该年的烟叶产量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并将之归功于香烟广告大增，以及女性大量吸烟。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男性与女性每秒钟共购买了1.5万支香烟，全世界香烟年产量也攀升至380余万吨，烟草更是遍植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作物。那時全球烟草总产量有1/3来自北美洲，2/5来自亚洲，1/6来自欧洲，其余1/10则来自南美洲与非洲。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估计全世界的吸烟人口已达11亿（占15岁以上人口的1/3），每年抽掉的香烟则为5.5万亿支，这数字代表全世界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吸烟者与非吸烟者——每星期要消耗一整包香烟。

17世纪晚期的通俗烟草招牌。注意图右说法语者的贵族式装扮及举止。虽然路易十四反对吸鼻烟，但法国宫廷在17世纪50年代已经流行吸鼻烟，以后又向下传佈到巴黎的资产阶级和乡村地主之中。到了18世纪，吸鼻烟已经成为凡尔赛宫里的一种精致艺术，在以法国为榜样的他国宫廷中也同样盛行。

含咖啡因的饮料与食品

虽然香烟广受世人欢迎，但其主要刺激成分——尼古丁——却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瘾品，而是屈居第三位，排名第二者为酒精，榜首则是咖啡因。全世界的咖啡因消耗量大约是每人每天70毫克，有些国家（如瑞典、英国）每天的平均消费量还超过400毫克，相当于4杯咖啡。据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指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名词（几乎每种语言都用得到）即4种含咖啡因植物的名称：咖啡、茶、可可、可乐。

咖啡是含咖啡因植物当中最具经济价值者，在20世纪晚期一直是世界流通最广的贸易商品，贸易量仅次于石油，用途虽与石油不同，但也一样成为工业文明里不可或缺的一种能量来源。然而，咖啡的发祥地却是在偏远的埃塞俄比亚高地。埃塞俄比亚以外最早出现咖啡饮料的地方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时间大约在15世纪。到了16世纪中叶进入伊斯坦布尔，下一站则是与奥斯曼帝国有战争与贸易关系的伊朗。

不过，咖啡能够成为世界性饮料及全球化作物，则要归功于欧洲人。咖啡风行欧洲是17世纪后半的事，当时社会大众也是以咖啡馆为消费中心，就和伊斯兰国家一样。后来咖啡馆很快就变成男士们宴饮、闲聊、洽商的重要地点，法国文豪伏尔泰之类的名人也聚集在此讨论文学与政治，于是咖啡馆又成为孕育自由观念与革命思想的场合。

许多咖啡馆还兼售巧克力和烈酒这些东西，因此也成为当地的瘾品杂货铺。许多瘾品不但可以彼此取代，还可以提高其他瘾品的需求量，所以瘾品贸易不是一种“零和竞争”。

欧洲咖啡消耗量在18世纪出现暴增现象，大约从900多吨增加到将近5.5万吨。同一时期欧洲进口的茶叶也从450多吨增长为1.8万多吨，可可则从900多吨增长为将近6000吨。要不是欧洲人有计划地在殖民地生产，咖啡也不可能成为大众化饮料。荷兰人首先在西爪哇发展，到了1726年，全世界50%~75%的咖啡豆贸易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法国人则把圣多米尼克（即海地）变成西半球的爪哇，在此大量生产咖啡。葡萄牙人也在巴西如法炮制。时至今日，拉丁美洲北部的永久可耕地中，咖啡园就占了44%。

这些咖啡豆绝大部分都运销美国，美国每人消费的咖啡量也长期高居世界排行榜的前几名。一个简单结论和教训是：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茶叶的消费情形与咖啡如出一辙，也是在价格下跌以后逐渐普及化的。茶叶原产于印度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到了8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普遍具有喝茶的习惯。1610年时，荷兰人首度将茶叶输入欧洲，但是价格居高不下，直到171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与广州直接通商，情形才改观。1784年间，英国政府不再征收大部分茶叶关税，茶税降低也使得走私者无利可图，茶叶消费量亦随之增加。

英属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对手持续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是制茶事业迈向全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列强纷纷垄断茶叶栽培之后。英国人把茶树引进印度和锡兰，1887年4月，英国自印度与锡兰进口的茶叶首度超越了中国茶。第三阶段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时茶叶栽培已从亚洲远播至非洲东、南、中部。

日后注定成为非洲重要作物的可可树，原产于热带美洲。后来西班牙人从玛雅人及阿兹特克人口里得知这种植物，当时他们已经懂得将磨碎的可可豆和各种香料混在一起制成巧克力。在17~18世纪的欧洲，巧克力也成为贵族化的饮料。巧克力走向平民化，是19世纪的事。由于制造技术改良、生产工业化、栽种面积扩大，使得欧洲人普遍买得起巧克力做成的饮料和食品。西非也成为20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可可生产中心。

西非也是可乐果的产地，这种作物很晚才进入世界贸易领域。可乐果在变成瘾品成分及碳酸饮料之前，并非世界贸易商品之中的主角。在众多新产品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可口可乐，它是用“人类在工业化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两种强烈提神物质”——古柯叶和可乐果——调制而成。后来发明者去掉了酒精和古柯成分，并添加咖啡因结晶粉来维持提神效果。

可口可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商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老板罗伯特·伍德拉夫实行了一个政策：不计任何代价将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美国大兵更在作战期间将这种饮料介绍给许许多多欧洲人和亚洲人，于是64家可口可乐装瓶工厂就这么踩着他们胜利的脚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

共享咖啡因。《饮用咖啡、中国茶、巧克力的调制法》（1685）的卷首插图，此书收集多篇有关当时风行欧洲的新颖饮品，影响甚广，也译成多种文字。图中前方的巧克力壶旁有一支搅拌棍，饮者用此棍将浓稠的巧克力搅得起泡后饮用。

糖在精神刺激革命中的角色

除了咖啡因之外，可口可乐还含有许多其他成分。如果不添加糖分，它还能征服世界吗？糖的生产与消费历程，和精神刺激瘾品发展史之间存有许多关联。

甘蔗栽培最早起源于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后来阿拉伯的商人、征服者和殖民者将甘蔗带到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半岛，故有“蔗糖随《古兰经》而至”之说。1493~1494年间前往海外探险的哥伦布，又将甘蔗移植到西印度群岛。1550年后，在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劳力充足等条件配合之下，蔗糖与糖蜜的生产迅速遍及美洲热带地区各个角落。

此后糖的需求量大增。殖民地产量扩充，也使得糖成为社会各阶层都买得起的产品。18世纪的英国商人以及19世纪的欧洲下层劳工，纷纷养成了把糖加到中国茶或印度茶中饮用的习惯。

近代初期欧洲人却把糖视为一种强效瘾品和异国香料。由于海外产量增加、糖价下跌，欧洲人才渐渐利用糖来增加咖啡、茶、巧克力（都是带苦味、以植物熬煮出来的提神饮料）的甜味。喜好甜味则是一种普世共通的天性，在含有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中添加大量糖分，可使这些饮料更迎合欧洲人的口味，也使它们更受欢迎。

在亚洲，糖（或是蜂蜜）一直是调制大麻的重要成分，鸦片烟的混合物有有时也特别添加了糖，世界各地烟草制造商更是利用糖来为烟草制品保鲜、添味与上色。

糖蜜（是蔗糖提炼过程所制造的副产品）也在精神刺激革命中身居要角。糖蜜还可以当作朗姆酒的基础成分。另外，糖蜜也是奴隶买卖中的重要商品，所有被卖到外地的非洲奴隶当中，就有60%~70%是在生产蔗糖的欧洲殖民地落脚。

老姑娘。一杯（其实是一碟）茶加奶油与糖以慰寂寥。这幅1777年英国印制的图片还一句刻薄的附语：“猫仔别舔奶油，你的女主人也想舔。”

发生在蔗糖、朗姆酒以及奴隶身上的情况，也在所有重要植物性瘾品身上发生过，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精神刺激革命是靠大量的劳力剥削完成的，最残酷的剥削方式，则是庄园的主人与工头为了生产蔗糖、烟草、咖啡和其他作物，逼迫没有行动自由的工人（包括签了卖身契的仆人，以及非洲黑奴）操劳至死。但是，欧洲的权贵阶级还懂得利用瘾品来控制、安抚、欺诈劳工，这又是以伪装的手段来剥削劳力，都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剥削伎俩。

三小宗： 鸦片、大麻、古柯叶

酒、烟草、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主要产品。鸦片、大麻、古柯叶则是这场革命中的三个次要产品，从一开始就不曾像酒、烟、咖啡因那样普遍被使用，改革者因而能够将这三样当做全世界管制禁止之物。然而，三者至今仍是利润极大的货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瘾品”一词指的就是这些东西。

鸦片

罂粟的原始生长地最可能的传播路线是从中欧到地中海东部，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在野生的草本植物中发现了鸦片。他们后来认为鸦片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罂粟子可食用，可榨油，可供药用，还有刺激精神的作用。

用鸦片治疗起来特别有效的是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挫败、幼儿啼哭。此外，对人口集中的地区到处可见而且往往会致命的痢疾等疾病尤其有效。古希腊罗马的医生已经懂得调制鸦片药剂治疗肠胃及其他疾病的方法。

鸦片是阿拉伯医术中的重要药材，8世纪时将鸦片传入伊朗、印度、中国的也是阿拉伯的贸易商。这三个国家后来都成为生产与消费鸦片的主要地区。一世纪以前，具有久居印度经历的英国医生威廉·穆尔爵士着手研究鸦片在东方使用普遍的原因。他的分析结论至今大多仍站得住脚。

在整个亚洲之中，吸鸦片种鸦片的发展在中国是最显著而深入的。中国人最初吸鸦片是从吸烟草衍生的，后来才发展出只吸鸦片。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到20世纪初，连农民也在吸鸦片了。按纽曼估计，1906年间有鸦片瘾而必须每天吸食的中国人多达1620万。

吸食鸦片变得如此普遍，供应量因而必须大大提高。鸦片的故事因此与茶的故事交会。英国为解决对华贸易逆差，发展出成功周全的鸦片销售及制造的垄断系统，将印度鸦片大量输往中国。载运——其实是走私——鸦片到中国的民营贸易行也兴旺起来。

在中国人眼中，这些鸦片商人都是恶棍。卖鸦片到中国在当时是公然违法的行为。自1729年中国朝廷就已明令禁止鸦片贸易。在正直的清廷官员终于采取查禁鸦片的行动之后，英国人就诉诸武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打败了中国。两国第二次交战（1856~1858年）的结果是，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

1848~1888年间，有200万中国人——大多为年轻的男性——外迁到世界各地。吸鸦片也在这些地方成为固有现象。从中国来的“苦力”大多是光棍一条，平日生活寂寞、受压迫、欠着债务，所以放鬆的方式离不开单身汉惯做的勾当——赌博、嫖妓、抽鸦片。

神圣的吗啡

鸦片中影响精神状态的物质主要是生物碱，也就是吗啡。德国药学研究者弗里德里克·塞尔杜纳在1803至1805年间研究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创建了制药王国的海因里希·伊曼纽尔·默克于1827年进行制造，才开始商业规模的生产。

吗啡虽有上瘾的危险，却也有其他良好的医疗用途。吗啡质纯，所以不难预测服用的效果。吗啡可溶于水，所以能用注射的方式获取；皮下药物治疗的发展主要目的即在施用吗啡。注射的方式不会有口服引起的肠胃不适，效用也产生得更快，而且效用更强、更令人愉快。因此，吗啡注射也更容易上瘾。

吗啡的使用量随着皮下注射医疗的传布而上升。吗啡的一大优点——也是其危险之所在——是可以减轻医生无法治疗的病因引起的症状。

吗啡并不仅仅用在病患身上。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研究报告一再显示，“吗啡瘾者”之中的医生与药剂师不在少数。其实没有哪个职业群或社会阶级是完全与吗啡隔绝的。妓女们打吗啡，政要们也打。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虽然成为西半球的重要生产国，主要的鸦片产地仍是亚洲。其中以阿富汗和缅甸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生产量扩增最快。这些发展结果都肇因于20世纪晚期有地下的国际海洛因制造企业兴起，其规模之大、走私能力之强、营销手段之精，都是空前的。

印度大麻情结

大麻原产于亚洲中部，最早于6000多年前在中国有大量种植。大麻是有多种用途的高价值作物，除了萃取瘾品之外，产品包括食用油、可食用的大麻籽、牲口饲料、大麻纤维。

大麻刺激精神的作用在许多社会中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印度为最。印度被称作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的文化。一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间疗法也使用大麻，并且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在收获季节尤其常用。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修僧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趣。

阿拉伯贸易商已经把大麻一路传播到非洲东海岸，再由此传入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地区。西班牙人于16世纪开始在殖民地栽种大麻，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在殖民地区种大麻，为的是收取大麻纤维，主要是供船舰的绳缆之用，从未重视大麻的药用价值与影响精神状态的效能。

列强引入的奴工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来自安哥拉的奴隶把大麻带到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地主准许奴隶在闲暇时间抽大麻做白日梦。人类学家薇拉·鲁宾称这种使用模式为“大麻情结”（ganja complex），用途包括绳索与衣着、食物与香料、提神剂与补品、药材与消遣解闷之物。民间对于大麻经常性的多方面使用，大致限于社会底层。

欧美大麻情结

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当时正在进行的香烟革命教美国人用肺来吸入瘾品，顺便带动了大麻烟的传播。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

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比较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媒体的报道，加上对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可以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

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与70年代吸食大麻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也有机会到处旅行，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手头宽裕、出国念书的机会多，而且搭便车的交通方式十分便利。所以他们也成了到处传播瘾品吸食的媒介。旅行和运输在瘾品发展史上是决定性的变量，这与旅行运输助长传染病的扩散并无二致。

古柯叶与可卡因

古柯叶以及其中刺激精神的主要生物碱成分——可卡因——的全球化延后，正是因为运输技术不能配合。考古证据显示，嚼食古柯叶的习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原住民嚼食古柯叶可以纾缓高山症状，充饥、提神。

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曾经为了是否应容许古柯叶贸易进行辩论。结果主张容许的一方占了上风，理由相当实际：古柯能使劳工耐得住银矿里的辛苦。越洋商业却始终未能确立。刚采下来的嫩叶运到欧洲时也已经丧失效能。一直要等到1860年，德国研究生阿尔贝特·尼曼才在论文中详述可卡因的分离过程。

1862年，德国默克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次年，一位药剂师马里亚尼获得在波尔多酒之中加古柯叶萃取物的配方专利。这种“马里亚尼葡萄酒”以强调青春、健康、名流代言的方式促销，成为畅销国际的一种滋补饮料。

弗洛伊德于1884年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谈古柯》发挥了很大的激激励作用。他表示可以乐观地看待古柯对于多种病症的潜在疗效。他还暗示，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同年，卡尔·科勒就证实了可卡因能使角膜失去知觉。

可卡因的医疗试验所带动需求起初超越了供应。这种瘾品的价钱变得十分昂贵。供不应求的情势引爆了一股古柯淘金热。全世界的古柯叶供应量大增与制造业的扩张，把原来稀罕昂贵的可卡因变成普通而便宜的东西。1885年的售价是每盎司280美元，1914年跌到每盎司3美元。

廉价可卡因助长了一股瘾品流行的扩散，这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止的流行。20世纪20年代末期，这股歪风的流行平息下来。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认为，这说明了一种世代学习的模式。新瘾品问世会引发热潮，但当使用者开始出现问题时，本有意一试的人就会打住。痛苦的经验似乎可以使一个世代免疫。糟糕的是，这个世代一旦成为过去，免疫力也随之消逝。

“孩子们，干杯。”马里亚尼酒的广告，图中人物是巴黎一个工人聚集区的学童，他们喝的古柯酒可能是厂商供给的。业內人士照例会请找来的支持者免费饮酒。按这个广告的宣传语上说，一般医生均可获得“优厚的折扣”。

与此同时，吸食半精炼的古柯膏也从初步加工的安第斯山脉各国传遍了整个南美洲。买不起精纯可卡因的人可以用这种膏状的可卡因过瘾。这些孩子使用的瘾品琳琅满目：强力胶、汽油烟、大麻、烈酒、古柯膏或掺了古柯的香烟，俨然是精神刺激瘾品革命的浮世绘。

他们滥用的瘾品虽然多样，却仍有许多种是他们连听也没听过的。这些东西始终未能在西半球风行，正如许多美洲的瘾品在东方一直不普遍。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亨利·Ｈ·卢斯比。漫画中的卢斯比是许多著名的白人采药者之一，曾经辨识了近千种以往未知的植物。虽然年事已高的卢斯比不耐此行之苦，于7个月后折返，摄影者戈登·麦克雷却拍到了饮用该饮品的仪式，并且在回忆录《白水黑水》（1926）之中把卢斯比不客气地挖苦了一顿。

解开销售之谜

前文讨论过的影响精神状态的主要瘾品——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吗啡、大麻、古柯、可卡因，都一一变成全球生产的东西。另外有10多种物质都具有颇强刺激精神的作用，却始终未达到全世界皆有栽种的程度。为什么有些瘾品会成为全球化产品，有些却不会？这是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欧洲的销售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根本的理由是：不论是卡瓦、槟榔，或任何其他刺激精神的物质，若要达到全球销售与东西半球都普遍种植的程度，首先必须能在西欧世界成为普遍接受的药品或消遣瘾品，或成为西欧人的贸易商品。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400年中，瘾品行销世界主要是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殖民者、航海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只喜欢某些植物瘾品而不中意别的？

环境影响

假使卡瓦或槟榔更进一步商业化，假使这两种植物在西半球大规模地种植，对于自然环境会造成重大而且几乎一定是有害的冲击。全球的瘾品作物，都对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我们习惯从罹患肺癌或酒醉驾车等个人事故的角度来计算瘾品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最严重而长远的影响也许是在环境方面。精神刺激革命所造成的森林消失、土壤枯竭与侵蚀、化学废物的排放、除草剂与农药的毒害，都已经加速各地区环境的恶化。

早期的烟草推广者之一，荷兰医生贾尔斯·埃弗拉德曾说：“烟草爱肥沃而生气勃勃的土壤。”肥沃而生气勃勃的土壤却不爱烟草，因为烟草汲取养分的胃口不知餍足。图中这种美国南方的农地如果不仔细施肥，3年就耗竭了。

从植物取得的瘾品与含酒精饮品在全世界涌现，就像是一个不断外扩的连续体，服食的习惯从地方开始，逐渐发展到区域、半球，以至全世界。使用越普遍，对环境的影响越大。说起瘾品的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扩张过程史，其主要推动力来自科技变革与资本家经营。

第二篇 瘾品与贸易

魔法师的学徒

只有已经在西方社会广泛被使用的瘾品，才会变成全球性的商品。但从未有一种刺激物，是一出现就在欧洲或北美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它们起初都是外地来的稀罕药品，医生们会针对其利弊热烈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这些同行间的争论通常不会引起官方注意，要等到这种药品开始在非医疗领域普遍使用，才会引起舆论争议与政府干预。

价值极高的药草

符合科学精神的医学有这么一个定理：特定的病症应当以其功效已被证明的特定药物来治疗。不过，这个治疗特效性的原则是19世纪才有的。自古以来的医生大多只把药物视为产生笼统生理作用的工具。

以烟草为例，西班牙医生尼古拉斯·莫纳德斯在他1571年的论述中指出，局部施用的烟草可以治愈各种不同的创伤、溃疡、疼痛，口服有驱蠕虫的效果，嚼食可以解饥止渴，抽烟则可提神。不久，烟草被冠上“可对抗一切毒物与传染疾病的解药”的美名。

然而，当烟草供应在17世纪渐增，吸烟日趋普遍时，医生们才开始认为如此滥用会产生问题。丹麦宫廷御医西蒙·保利在1665年的书中承认烟草有许多药用价值，但如果用鼻嗅闻或点火抽入，会“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非常有害”。他认为抽烟的人会患脑中毒，会钱包空空。

保利备载了日后各国政府必将对某些瘾品的使用加以管制或禁止的主要原因。按他的判断，这些瘾品会使滥用者本人受伤害，使其家人痛苦，使社会陷入危险。这些瘾品会耗损个人与国家的资源，它们都是来自邪魔的罪恶。

酒是良药

葡萄酒是历史最久远的医药之一，凡是有酿酒葡萄农业的社会都曾用它来治病。古希腊、古罗马的医生用酒处理伤口、退烧、利尿、补充体力。犹太经典《塔木德》上说：“葡萄酒是最佳良药。”

17世纪以前，蒸馏的酒类价格昂贵，通常只在药铺有售。它有如“奇迹”般的起死回生的神效，从要命的瘟疫到精神忧郁，没有一种病是不能治的。例如，白兰地的别称就是“生命之水”。

酒精的经历和烟草一样，曾经引来医生们对于其医疗用途的辩论。各家说法几乎都肯定酒精可以当作急救的兴奋剂。为了消遣娱乐而喝烈酒却要另当别论了。1614年德国奥格斯堡的一条规定是：“白兰地不可以无节制地饮用，只可为补充体力或医疗目的而饮。”然而，民众的需求渐渐瓦解了法律规范的基础。

安非他明民主风

19世纪有4项医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生物碱分离成功、皮下注射医疗的发明、合成药物的发现，以及半合成衍生物的发现。

安非他明（苯丙胺）的發展史也有特別值得深究的意義。它最初是被当作缓解充血的药，于1932年作为非处方感冒药苯丙胺吸入剂推出。后来发现，使用者会精神亢奋、失眠、厌食，因而令人想到可以用它来对付疲劳、发作性嗜睡、肥胖等其他病症。按一项统计，1946年已知的安非他明适应症有39种。

大学生们发现，只要服用安非他明，连咖啡都不必喝了。这种“大脑丸”和“活力丸”有奇效的消息迅速在各大学传开，随后又有校外的人跟进，包括运动员、卡车司机、赛马训练师等。美国军方也不落人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给轰炸机组员和丛林作战队伍的此种药片、药丸在1.8亿粒以上。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通常不会与瘾品滥用相提并论的年代），一股“安非他明民主风”兴起，并且迅速扩散。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非他明产量高达每年80亿粒。

医疗以外的使用是从确认的医疗使用衍生出来的，是并行的连锁反应。制药公司越努力促销某种药物，开这种药物的医生越多，衍生并行的连锁反应就越多，这股药物的民主风也就风行得越快。

日本政府约束药用安非他明的政策比美、法实施得早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和飞机驾驶员都利用安非他明来维持“战斗力”。1945年间，制药业者开始出清战争剩余的安瓿存货，并且打出广告：“消除睏倦，提振精神。”这些液剂价钱便宜，不用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自1946年起，日本医生开始看到安非他明毒瘾的病例。日本政府于1955年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教育运动，并实施强制治疗，终结了这波滥用风潮。

医疗的两难

各種類型的影響精神狀態的癮品都從醫療用品搖身變成大眾消耗品，植物的、生物鹼的、半合成的、合成的，無一例外。

以往，医生得知某种刺激精神的药物已有引起中毒、被转作他用或是上瘾的事例，几乎都不会因此就将此药弃之不用。原因之一是利益上有冲突。病人和病人家属期望医生把病治好，起码要把症状减轻。在這種情況下，能給予快感的、能減輕疼痛的、能消除憂鬱的、能恢復精力的、能幫助入眠的藥物都是上選。

另一个原因是药厂的营销。100多年来，医生们一直受到药厂对他们发出的疲劳轰炸，这种听来颇有科学根据的宣传会夸大药品的优点，却把可能有的害处压到最低。

这套管制系统由何而来，香烟等为何得以豁免于此，后文将有详述。药物理上的两难还面临一个难题：如何确认该由谁来决定药应当什么时候用、给谁用、由谁来提供？这正是魔法师的学徒所面临的困境，一旦念出咒语，便难以控制其后果。

享乐的陷阱

商人、资本家，以及向他们征税的执政者很早就发现，瘾品是诱人的产品，也是丰厚税收的来源。由于赚钱的机会和健康的顾虑不能协调一致，精神刺激物的贸易历史中便处处可见因此产生的道德与政治的冲突。但我们首先还是要问，瘾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需求？

进化的矛盾

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但为什么人类会主动摄取这些物质？

一种说法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瘾品成为对抗难堪处境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

幸福感与解脱感都是化学分子凑巧产生的。瘾品会蒙骗人体的奖励系统，促使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然而，反复服用瘾品也会改变脑内本来的化学作用。脑部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调整内部分泌，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这外来的供应一旦中断，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即断瘾症状。

服用瘾品而上瘾的人，是掉进了以快感为诱饵的陷阱。既然是为了感觉舒服而服用，就恐怕停止服用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上瘾形同劫持人体自然的强化奖励机制，断瘾症状就是抵住脑袋的那把枪。

接触的机会

人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服食瘾品？是脑细胞一再有机会接触瘾品吗？抑或是因为上瘾的人自己本來就有问题？

事实是，两个观点都有道理，但先决条件是人能够受到所接触的瘾品的影响。经常接近瘾品，熟悉且容易取得瘾品，都造成一定的影响。瘾品发展过程的背景中充满白白赠送的促销手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其目的就是给可能成为终身顾客的人更多接触的机会。

上瘾、耐受性、需求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这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经济“大萧条”期间，烟草业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

瘾品也不受流行风影响。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大众。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放弃，原因是这些饮品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过的服饰却沒有。

耐受性是另一个固有的利润促进机制。经常上酒馆买醉的人发现自己得比以前多喝两杯才有醉醺醺的快感，就是对酒精有了耐受性。这能增进需求却不增加顾客。

此外，瘾品的作用是短暂的。瘾品这类产品本质上就会促使消费者不断掏出钱来，对作用短暂的瘾品上瘾的人更是如此。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烟草业？制造只用1美分，卖出去可以卖1美元。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有非常强的品牌忠诚度。”

性交与生意

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是为了个人的需求，也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

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

自古以来，酒精就是性爱的助兴物。许多男人用药助兴是为了把高潮的时间延后。鸦片、吗啡和可卡因都曾被用來制造这种延缓效果。长时间服用延缓射精的瘾品通常既会导致阳痿又会上瘾。

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靠社会问题获利

新出现的瘾品往往要分佔既有的瘾品市场。但瘾品市场并不仅仅是零和游戏。新瘾品添加到既有的瘾品之中而加強其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瘾品也常可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作用。

这些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出乎预期的效果，这些效果产生的损失与利润都不是瘾品本身包含的。精神刺激革命制造了许多带来利益的外在事物，如精緻烟斗、细瓷茶杯、大麻烟枪等。

“外部性”往往以“问题导致获利”的形态出现，例如瘾品滥用引来的问题可以转变为提供治疗的业者获利的机会。意外收获最大的是調理瘾品滥用后果与帮助正在努力戒除者的医疗系统，后者在美国的获利之大尤其居全世界之冠。

17~18世纪的咖啡因饮品盛行也引来了许多新产品，多以华丽的形式呈现，供富裕的消费者享用。这幅粉彩画是仿1743年的“美丽的巧克力女郎”之作。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有了梅太德林（盐酸脱氧麻黄碱），她可以欣然拒绝！”消费导向的社会既重健康又要享乐，简直像追着自己尾巴跑的狗。一个新款产品会引来对另一个产品的需求——以及制药公司的利润。

逃离商品地狱

瘾品在本质上是一种商品，是诸多竞争者制造的产品可以取而代之的。在商品买卖的这一行里——也有人称之为“商品地狱”，要想多占一点儿市场，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价。竞争不断把利润幅度向下压。

逃离商品地狱的办法有几个：

本章专谈香烟的制造与促销。香烟制造者创造了庞大的、利润独大的全球性企业，他们在做广告、科技革新、开拓新市场等各方面的成功，也为其他精神刺激产品开创了时运。

让人消失

詹姆斯·布坎南·杜克是香烟革命的主要推手，说他是整个精神刺激品商业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也不为过。他与父亲集中力量专攻香烟现货市场。

用烤干的浅色烟草制造的香烟有许多优于其他烟草类产品的长处。香烟比烟斗和雪茄来得轻便、可口，而“快抽”的特点更适合都市工业化生活的节奏。吸烟者深深吸入，可以把很强剂量的尼古丁输送到自己的血管里，对大脑奖励机制的作用更快、更强。

杜克面临的不利条件是价格。1883年，政府大幅削减香烟税，次年杜克就顺利取得彭萨克卷烟机的使用权，10小时一班的工人可以制造出12万支香烟。这让杜克既能降价又能赚回厚利。

香烟广告业似乎才是杜克的发明。他把大量的资源空前地投入促销与广告，单是1889年的花费就高达80万美元。他起用女演员和穿着紧身衣的模特儿，性感形象有助促销，对都市里的年轻单身男性尤其管用。

1889年，杜克与四大对手共组“美国烟草公司”。到1900年，他的垄断企业掌控全美香烟产量的93%。杜克持续努力再压低成本，装设了各种专用功能的机器，目标是让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消失”。

1878年首创的香烟画卡，可供收藏，也是香烟战之中的妙招。烟草业曾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嗜好，叫作“香烟画卡收集”，集卡簿、画卡贩子、画卡拍卖会一应俱全。

芥菜种子的比喻

杜克的洛克菲勒式作风终于激起了报复。最高法院于1911年下令美国烟草公司解散。这時候杜克却创建了更具野心的事业——英美烟草公司（BAT）。

BAT是侵略行动下诞生的。杜克的目标是控制欧洲的烟草业，但遭到英国同业联合抵制。双方最终达成协议，BAT负责开拓所有外國市场。杜克用BAT输出香烟，也输出技术、组织管理、广告技巧。

他的输出最成功的是在中国。他看到中国的人口数字后说：“那就是我们要去卖香烟的地方。”

1905年，杜克找了詹姆斯·托马斯来主持他在中国的业务。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与美国相似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整体系统。这个系统涵盖烟叶田、现代化工厂、横越戈壁沙漠的骆驼队。BAT的人士引进了最新式的印刷设备，赶制抢眼的海报并到处张贴。

BAT的经营也靠售价。一个中国铜板——约合半美分——就可以买到5支香烟。BAT香烟的中国销售量在1916年已经接近百亿支，中国不分哪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都普遍有人吸烟，连儿童也不例外。

上海，1923年12月21日。英美烟草公司同人餐会的节目表封面。杜克于1923年步下英美董事职位后即由康氏接任。餐会有四道肉食的大菜，以及猜谜游戏。康氏返回伦敦后宣布当年的获利又破了纪录。

广告公司的能耐

20世纪20年代烟草业者投入广告的资金量大得空前。美国烟草公司的促销者曾出每天1000美元的高价请首创以飞机烟雾在空中画字的飞行员，在纽约上空画出“好运”香烟的字样。

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广告公司不但能提供全面服务，而且积极涉入产品的技术改进。他们建议采用更柔滑的纸质、更易吸的滤嘴，甚至在不冒烟的产品中添加尼古丁。

继续抽下去

抽烟影响健康无疑是烟草业在20世纪后50年中遭遇的主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多篇研究报告指吸烟可能导致肺癌与其他癌症。

烟草公司的老板们痛恨这些研究，因为它们把一种可以排除焦虑的产品变成会大量制造焦虑的產品。1953年，他们成立了“烟草企业调查委员会”（TIRC），这是一个平稳运转的假情报散播机构。TIRC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否认香烟会引起肺癌的论断；发售宣传小册，引用权威言论；并资助实验所，以营造烟草业急于追求事实的印象。

但醫學證據越來越多，美國的香煙消費量終於開始下降。烟草业有两种对策：

  1. 吸收年轻人吸烟，以递补已经死掉或戒掉的吸烟者。雷诺公司1975年的备忘录上说：“为确保骆驼滤嘴香烟销量持续、长期增长，必须加强渗透14至24岁年龄层……他们也代表香烟事业的明天。”
  2. 更进一步扩张国外市场。烟草商往国外促销上投注了数十亿的广告费。国外的规定不及美国境内的严。例如，日本香烟包上的警告语只是“为保健康吸烟勿过量”。

结果，到1996年，全球成年人每人平均香烟消耗量维持不衰，全世界的香烟市场在人口增加的支持下却有每年大约1%的增长率。

“麦克世界”

历史学者称这种情況为内化。烟草业扩张的故事讲的是内行人和创新者如何应变解围。科技与广告从“外部性”的角度也有相辅相成的功劳。

铁路与公路的辟建，降低了合法瘾品的运输成本，也帮毒品贩子省掉了不少麻烦。有了飞机运输，世界各地的瘾品供销速度更快。

媒体推波助澜促成了“麦克世界”的兴起，又有美式英语和青少年文化伴随着流传，穿越文化雷区渐渐变得容易，瘾品的国际促销流程也简化了。

理查德·罗兹在《制造原子弹》中论及，单一民族国家据应用科学与工业技术为己用而制造毁灭性武器。瘾品发展史上不乏相似之处，制造瘾品的大公司与卡特尔因为本国政府著眼税收与出口而获得纵容，得以利用应用科学与工业科技来保护利益与扩张市场。他们在20世纪造成1亿以上的人过早死亡，单是吸烟致死的就有8000万。这种杀伤力已经引起全世界公共卫生界对烈酒采取积极对策——对于烟类产品更不在话下。

第三篇 瘾品与权力

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著名比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若改为酒精或烟草，其实一样贴切。对权势阶级而言，瘾品带来利润和税收，还能借它控制劳工。

苦工无了时

鸦片帮劳工消愁解闷的用途是最广为人知的，其中又以19世纪到海外的华工使用得最普遍。他们照家乡的方法，抽起鸦片来排解愁闷。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沒有影响的。然而，这种工人经常有债务在身。只要债没还清，他就不可能回中国老家去。因为经常得花钱买鸦片，加上赌与嫖，他就永远背着还不清的债，所以只得像推磨的骡子般无休止地做下去。

统治者——多半是宗主国的官员——会把鸦片专卖权拍卖给华商集团。这些商人供给华工的鸦片是按垄断的定价，往往要扣掉他们半数甚至2/3的工资。拍卖鸦片的政府可以坐收源源不断的厚利。新加坡殖民政府19世纪的总收入有一半来自鸦片。

在农业尚未机械化的时代，烈酒在欧洲与北美曾经扮演过与鸦片类似的角色。加紧赶工的收成期要喝酒，收成完毕庆功时要喝酒。但烈酒比大麻的价钱贵，经常豪饮的农民一定会成为穷光蛋。在东欧地区，一瓶伏特加酒渐成为一种币值的标准单位。

好酒贪杯的工人把工资花在买醉上，喝到自己头疼欲裂、钱包空空，之后就不得不回去再为雇主卖命。酒精使这些人无休止地出卖劳力，正如鸦片使中国苦力的苦工永远做不完。

纵观以上，可见瘾品一向都是人们上进之路上的一种阻碍，存钱、购地、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目标都可能因瘾品而遥不可及。

畜生与军人

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也常被给予瘾品。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驯象师也用鸦片来对付成年公象狂暴的发情期。印度马贩会先喂马鸦片再让买主来看马，因为吃了鸦片的马儿会显得比较温顺。

军旅生涯也许是最易助长服用瘾品习惯的。军人吸鸦片大多是为了排遣军旅生涯中必然产生的烦闷与疲惫。但军中最盛行的瘾品当然还是烈酒和烟类。

自古以来，葡萄酒就是出征的军队必不可少的军需品。蒸馏术问世以后，军旅酒品就改为烈酒。18世纪欧洲的陆军、海军的常用酒都是烈酒。军官可以利用额位配给的“劳动朗姆”贿赂想喝酒的兵士做粗重工役。英国将军詹姆斯·沃尔夫不讳言地表示，军中的掺水朗姆酒是“让人工作的最廉价酬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敲定了军人与抽烟的关系。各军种的军官都把烟类——尤其是香烟——视为强化士气与军纪的重要助力。人人相信抽烟的部队比较好控制。救援组织也大量分发香烟给疲惫的与受伤的军人。这等于给予这具争议性的产品合法的地位而加以推广。

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在身心极度紧绷的情况下承受香烟的影响。英国士兵将死之前会要求抽一支，就好像它是能解除痛苦的鸦片，能让人安然往生。

瘾品与娼妓

人们在头脑清醒时通常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凭借瘾品诱导促成。与酒的关系最普遍也最一贯不改的行业之一是卖淫。男人不会直接往妓院里走，他们会先去酒馆灌下一两杯烈酒壮胆。老鸨最大的利润来源就是硬把酒卖给嫖客，所以要妓院里的女郎陪客人喝。

自19世纪末起，几乎所有关于娼妓的论述都有酗酒吸毒的主题。鸦片制品和可卡因成为娼妓的日常必需品。瘾品能使躯体对疼痛麻木不觉，也能抹杀记忆。里约热内卢的一名年轻妓女说：“我会抽一大堆大麻，想把他说的话都忘掉。”

物品交易与奴隶买卖

欧洲人用烈酒和印第安人换取除了性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和当地人进行交涉的王牌是用瘾品为交换物，这也是当地人口折损与文化没落的第二大祸首，第一大祸首是欧洲人输入的传染疾病。

昔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供应朗姆酒和白兰地给印第安人，因为这是获取皮草最有把握的手段。别的东都不如酒的效果好，也不如酒这么一本万利。掺了水的朗姆酒的利润可以高到400%。印第安人如果在谈交易的时候就喝上酒，会糊里糊涂拿最上品的冬季皮货换几口朗姆酒。

印第安领袖也表示不满，但殖民政府的禁止法令全部无济于事。英国官員也知道，如果不用印第安人酷嗜的烈酒，要想获取皮货或结盟都会比较困难。

到1700年，欧洲人供应印第安人的烟草和朗姆酒大部分是由非洲来的奴隶制造的。奴隶的生产其实已形成一种循环：朗姆酒和烟草常被用來收购更多黑奴，而黑奴大多运往热带地区的大农庄。

烈酒是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可以从自己的葡萄园和甘蔗田大量生产的，也是需求持续不衰的。爱喝进口烈酒的非洲人会加紧为收购奴隶的白种人去掳人，正如爱喝烈酒的印第安人会努力猎取皮毛。

一位总督在1791年写道：“如果偏远地区的非洲人喝我们的葡萄酒、烧酒、劣质朗姆酒而整天醉醺醺的，我们也管不了。他们越是有此癖好，就越会带着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东西到奴隶市场上來。”

税收与走私

17世纪可算是精神刺激革命的形成期，瘾品的非医疗使用曾在前50年遭受许多排斥与禁止。但是到了17世纪末，所有禁止政策几乎一律由课税取而代之了。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在1697年宣佈，许可境内公开售卖及使用烟草，原因是烟草走私无所不在，且全都是未交税的，为了取得皇家应得的收入，才决定使烟草买卖合法化。

税收的不同类别

除了单纯的进口关税之外，政府对瘾品的课税十分多样。主管当局为了从精神刺激瘾品的商业中获取收入，也诉诸垄断的策略。方式通常有两种，即把垄断权“出租”给民间经营者与政府直营机构。

政府垄断是赚钱的，也是有争议的。规定包括限制或索性完全禁止境内生产瘾品作物（以免损及专卖的利润）。政府授予专卖权每每招致徇私或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反对之声。1773年，英国首相将美洲的茶叶批发专卖权完全交给东印度公司，最终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税收上瘾

殖民政策取消后，日本于1945年战败投降，以及美国的持续反对，终于导致鸦片专卖制的终结。但是其他种类的专卖依然存在，做得最有声有色的应属烟酒专卖。

瘾品的独占经营能赚取税收，但赚取额是累减的，而且会引发严重的附带作用。品德高尚的人指这种牺牲百姓福祉以谋取利益的行为是最恶劣的寄生虫。

俄罗斯帝国的政府尤其贪图这种利益。戴维·克里斯蒂安表示：“这么神奇的谷物变黄金，连炼金术也要望尘莫及。”他同时指出，伏特加酒虽然有财政上的重要性，酗酒问题却也是俄罗斯政府在法律与治安方面一直摆脱不掉的重担。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也和瘾品上瘾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会复发性的慢性疾病。有两股力量会不断引诱政府“旧瘾复发”：一股是黑市买卖造成的社会成本，另一股是借瘾品税收补充国库的需求。

轻重问题

财政收入与民众福祉的取舍不是瘾品课税必须处理的唯一问题，课税程度的拿捏也是很严肃的问题。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如果太轻，会助长滥用。但假如税率太高，就会面临私酿与走私猖獗的后果。

走私逃税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8世纪与19世纪前半叶的英国。英王詹姆斯二世将烟草税提高至成本的500%，使走私者大有可为。他们把私货按税后烟草的半价出售，仍有极大的赚头。

18世纪在英国迅速风行的进口茶叶也有沉重的关税负担。私货商可以从荷兰采购茶叶，躲过海关后以低于“合法”市价出售。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判断，英国国民每年消耗的1300万磅茶叶之中只有550万磅是缴了税的。他于是把税率从119%大砍到12.5%，非法的买卖随即告终。

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最终停止，乃是自由贸易制的功劳。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在1846年推动了全面的降税，诱因消失以后，走私行为也越来越少。

多重算是太重？

以走私为业的人需要多大的诱因才会大干特干？这个问题不可能简答，部分原因在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跨境效应。如果毗邻各地的税率也一样高，从外地走私的诱因就很小了。

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20世纪70年代，同样牌子的香烟在北卡罗来纳州卖36美分一包，在纽约州就卖到54美分。这下就制造出贱买贵卖的好机会了，纽约州1/4的香烟、纽约市半数香烟都是犯罪集团供应的。

大逆转：管制与禁止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政治上的权势阶级对于逐渐扩大的瘾品交易带來的后果有了不同于原来的看法，越来越赞成把非医疗的贩卖与使用视为犯罪行为，至少某些瘾品应该如此处理。近代早期阶段的精神刺激革命会有那样的速度和规模，是因为那樣发展符合有钱有权者的利益。进入19世纪以后，权势阶级却渐渐担心瘾品滥用，倾向于执行管制与禁止，即便这样做会导致国库不小的损失。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大逆转。

反对瘾品的非医疗使用

这些造成重大政治影响的反對意見，源於五項基本顧慮：

  1. 直接伤害：使用者可能对自身与他人直接造成伤害。
  2. 社会成本：私人的获利无论多么大，都有可能使公众承担高得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无可辩解的成本。
  3. 宗教信仰：瘾品是假宗教，是化学品偶像，会分散信仰者的心神，把他们带上自毁之路。
  4. 与边缘群体的关联：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的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
  5. 对群体未来的危害：认识到服用瘾品对群體（不拘是部落、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害。

工业化世界里的瘾品

近代世界史中期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业化的发展。瘾品藉着工厂而民主化了。一般大众想要以化学物质充满脑部，都可更轻易、更廉价、更迅速地达到目的。

工业化发展使瘾品滥用的可能性增大，也使瘾品滥用的现象更明显可见，而瘾品滥用也威胁到工业化的进程。酒徒会误事，而且可能闯出大祸。因喝酒而一步做错，可能酿成大祸，可能毁坏机器或造成人员伤亡。

新的工业化事实与旧的习俗发生冲突。逐渐现代化的新教徒社会，注重个人成就、自制、节俭，越来越认为喝酒是劳民伤财的事。有史以來历时最长的禁酒争议便由此开始。

服食瘾品虽然可能使工人永远听命于老板，但环境背景变成工业化以后，惯用瘾品的工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制造业生产的瘾品被滥用而造成日益严重的损失，倒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医學界的指控

就在药理学、医学、公共卫生都在进步的同时，官方认可的麻醉品范围缩小了，一般人对于这类瘾品潜在的危害也更加留意了。

传染性疾病的致病率与致死率都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明显下降。以往经常发生热病与饥饿的地方，普遍有使用鸦片类瘾品的习惯；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就无此必要。麻醉品不再是必需品了。

生物统计学发展成熟以后，有了更简明精确的方法证实使用瘾品的风险。专家们纷纷指证使用瘾品的风险，例如，美国政府医疗辅助耗在医疗院所方面的费用有1/5是与滥用烟草类、酒精类等瘾品相关的。

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如果说，统计学与医学探讨提供了反对瘾品买卖者有科学根据的论点，中国受瘾品磨蚀的恶化状况可以算是一堂实物教学的课程了。1860年以后深入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们抱怨不断：在一個拿鸦片麻醉自己的国度传教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爱国人士也都认为，鸦片问题未解决之前，主权国家之论都是空谈。而解决之道就是禁止国内的生产与印度鸦片输入。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采取行动，下令禁种鸦片10年，并开始交涉停止输入印度鸦片事宜。

1907年，英国与中国达成协议，英国将以每年减少10%的速率将鸦片外销结束，条件是中国人以同样的速率消除境内的鸦片生产。出乎许多外国观察者的意料，中国履行了这项协议。

合法瘾品与违禁瘾品

现代的管制体系把精神刺激的瘾品分为六类，从彻底禁止到可无限制获取，形成一个由紧到松的管制连续体。世界各国普遍在20世纪对咖啡因、酒精、烟草类瘾品增加管制、提高税额、加重刑责，但是这三类一直比鸦片类、大麻、可卡因，以及多数合成瘾品都容易合法取得。这三種瘾品明明都有害，而且都可能上瘾，为什么在实行管制的时代，遭遇却比其他瘾品来得幸运？

合法瘾品的害处

咖啡因类瘾品的地位特优的原因最容易说明。适度的饮用，虽然也有不良影响，却尚不能证明与危及生命的疾病有任何直接关联。咖啡因没有可以和肝硬化或肺癌相提并论的重病，也与犯罪或暴力扯不上关系。

含酒精饮品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按1958年莫里斯·西弗斯对不同类型瘾品的上瘾可能性评，得分最高的是酒精类，为21分，海洛因得16分，可卡因14分，大麻烟8分。

烟草类可以轻易取得，也是公然罔顾明摆着的医学事实。烟草类虽然不像烈酒那样会致醉，却早就被认定是会使人上瘾而且对健康无益的。

瘾品的政治现实

酒类的地位优越原因何在？

烟类的故事和酒类的十分近似。烟草业的经济影响力和操作广度都给自已带来相当程度的豁免优势，上了瘾的吸烟者之众多更是理所当然的优势。

至于大麻，它始终没有像烟酒类那样得到跨国公司的支持或财力庇护，加上官方论述的大麻与犯罪和偏差行为的关系，都使大麻容易成为管制措施开刀的目标。

民众的抵制：以前苏联为例

统治阶级的作为及意识形态与民间习俗背道而驰的时候，结果又会怎样呢？前苏联的烈酒管制经验证明，即使在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下，民众的反對仍足以挫败官方的意图。

1985年，戈尔巴乔夫展开逐步限制酒类供应的方案。整个行动计划在1988年夭折了，禁酒措施带来了大排长龙买酒的现象，酿私酒与酒精中毒的情况也多起来。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政策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

违禁瘾品

使用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违禁瘾品的人，处境却相反。就政治角度看，这些人都是较易遭攻击的——其实是诱人出手的——目标。主要使用者是街头闲混的少年、辍学者、宵小、娼妓、失业游民，以及其他社会边缘人。

违禁瘾品管制政策连带的诸多问题——执行不连贯、花费太大、暴力行为、贪污受贿等，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争议。其中又以美国发生的争议最激烈。反弹中最激烈的是呼吁将违禁瘾品合法化，但这一主张在各地都推动不了。

不那么极端的反弹是主张从减轻伤害着手。伤害降低派的人士强调需求之降低甚於供应货源之减少，他们敦促将瘾品滥用的事实去政治化，要求以戒毒治疗取代刑罚惩处。这一主张因艾滋病的出现而获得了更多支持，因为静脉注射毒品是传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

合法瘾品

许多公共卫生学权威认为，政府对于烟酒的管制应当再加強。他们希望的是公共卫生政策目标趋于一致，按公平的原则处理合法的与违禁的瘾品。

惯性的力量是非常不易扭转的。改革人士近來在烟类政策方面却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如禁止烟类广告、提高烟税、达成巨额民事诉讼赔偿等。

酒类的问题就复杂多了。“适度”饮酒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适度饮酒也有益于预防多种疾病。抽烟却没有适度抽就不怕危害健康的说法。

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才与之伍的东西。酒类却持续在伊斯兰文化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盛行。

上瘾五百年-Forces of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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